自1644年明朝灭亡后，朝鲜读书人有的放弃科举当官，自闭于家门；有的逃入深山，自绝于尘世，悼念此剧变。今人可能难以理解这些举动的意义及影响，试想一位准备国家考试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读书人，因为“外国”的政治变动放弃一切，并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余生，这是多么深刻的生命抉择。当代少有人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做出如此张力十足的“表态”。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朝鲜读书人通过今日难以理解的举止，宣泄他们的愤恨与哀愁。

    许格（1607—169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许格正直有为，且文章颇为出名，1637年他正好年满三十岁，算是前途看涨的青壮年。许格风闻清军围朝鲜仁祖于南汉山城，急忙召集义兵，希望勤王护驾。不旋踵，仁祖南汉出降，战事终了，许格知道消息后，痛哭失声，赋诗曰：“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指责朝鲜君臣居然背叛崇祯皇帝，提醒朝鲜百姓可还记得万历皇帝的恩德。于是他自绝于世，终身坚持不看大清颁布的历书，因为上头已非大明年号。当他知道有人将出使大清，曾写了一首诗送给使者，内容是：“天下有山吾已遯，域中无帝子谁朝？”意思简单明了，中国没有皇帝，你去朝见谁呢？在他心目中，爱新觉罗家族永远不是中国皇帝。 

    朝鲜读书人为“明”守节、自弃终身的故事，听来或许令人诧异，但许格并不孤独，甚至可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例。郑栻（1683—1746）出生时，距明朝灭亡已有四十年，但他的行为一如许格，厌恨清朝，“浮游海岳，以终其身”，墓碑上只愿刻“大明处士郑公之墓”，即使他去世时距明亡已一百零二年。仅以这两位“大明处士”如何自处于世，即可明了朝鲜读书人对清朝的深恶痛绝，以及对大明的依恋不舍。我总觉得，明朝灭亡后，才真正在朝鲜存在。

    不论愿意与否，担任使者是政治任命，是外交礼仪，是务必恪守遵行的任务。有的读书人或许可以避免使行，仿效许格和郑栻游山玩水以遂己志，讽刺他人“域中无帝子谁朝”；有的却无从选择，只能踏上燕行之路。在这些使节心目中，一切已然不同，他们表示“此路朝天前日事，遗民思汉至今悲”，或是“今行非复朝天路，随遇空为感旧吟” 。颇能道出对时代剧变的感受，明明路是同一条，心理状态却已迥然有别。这就是从朝天到燕行，朝鲜使者去的是北京，不再是天朝。

    朝鲜在制度上学习大明，文化上仿效中华，仔细端详他们的穿着便一目了然。朝鲜官服的衣制一如明制，可以说是标准的“大明衣冠”。朝鲜读书人对此的自豪溢于言表，衣着打扮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同时也承载了一套文化。按大明的礼仪应对进退，同时搭配这身衣裳，才得以匹配“小中华”的称誉。因此，清代《燕行录》频繁地记录各色人物的穿着，仔细到几近烦琐的程度，这必须考虑到朝鲜人借此凸显自身“有文化”的心态。在大清宫廷中，朝鲜人事后的记述，揶揄讽刺蒙古人、俄罗斯人、越南人，着眼点常以衣着为题，道理正源于此。

    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使者身上的大明衣冠，像是中国一道少有的风景，别具意义。清人入主中原后，改正朔，易服色，中国人的穿着、发式不再沿用明朝制度。仰慕明朝、敌视清朝的朝鲜人，身穿大明衣冠，履及辽东的贡道，步入北京的宫阙，不啻历史安排的巨大讽刺。在中国的土地上，思念明朝的人来自朝鲜，他们是最能表彰中华的外邦人。

    1645年，清人入关的第二年，朝鲜派出使节团前往北京，正使是朝鲜仁祖的儿子李*yao（1622—1658），书状官是成以性（1599—1664）。这时统领大陆南方的大明势力仍存，鼎革尚未结束，南北对抗仍持续不断。大清朝廷于1644年颁行剃发令，并申斥务必穿着本朝衣冠，后因阻力过大而收回成命。成以性一行人前往北京期间，恰逢清廷官方第二次颁布剃发令。当时信息传递的渠道不若今时，成以性在辽东仍发现“汉人男女，不改旧时衣冠”。可见剃发易服尚未严厉执行，汉人的打扮依旧，一如昔日。

    这种情况很快改变，清廷为贯彻剃发令，不顾百姓起义抗争，全力镇压，不再复见坚持穿着旧衣冠的人。短短四年后，即1648年，担任书状官的李惕然（1591—1663）行经沈阳，曾有一段奇妙的遭遇。他发现汉人都被驱逐到沈阳城外，于是路旁到处都是汉人。他们就这么穿过人群，继续使行任务，那些汉人就这么看着朝鲜贡使。必须指出的是，朝鲜人在贡道上行走时，官员均穿着正式服饰，也就是大明衣冠。当李惕然与同行朝鲜人的双眼对上汉人时，汉人举起手，抚摸头上光秃秃的部分——那被剃发的地方，并露出感慨惭愧的表情。

    顺治十三年（1656），李*yao再次出使中国，某次刚离开紫禁城，使节因为参与朝参，必须穿着正式的朝服，同样是大明衣冠。李*yao注意到，市街上的平民百姓看到朝鲜人经过，发现他们穿的居然是明朝衣冠，有的人甚至落泪。根据李*yao的经验，“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在李*yao的时代，中国百姓每见朝鲜贡使的服饰，无不动容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