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韩网友因“汉服”、“韩服”谁是正统进行了隔网“对线”。

    实际上，朝鲜人士对于“衣冠”的执着不止于今日，而应回溯至明清时代。这其中包含了当时的朝鲜人如何看待明代，又如何看待南下取代大明的清廷等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的《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一书对他们的复杂心理作出了解读。

    18世纪的朝鲜人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对辽东的描绘最为细致，原因极其简单，因为这是朝鲜人最熟悉的路线。从元代开始，直至清末，朝鲜人沿着几乎一致的路线，络绎不绝，由朝鲜前往中国，从汉城到北京。相较于中国内陆，辽东地区诸如“凤凰城”“锦州”等小地名跃然纸上，理由不外乎这是朝鲜人的必经之地。

    明清时代的中国曾有一套与周边国家互动的游戏规则，学术式的称呼是“朝贡册封体系”，也就是经由中国承认周边国家的政治主权，周边国家名义上向中国效忠，相互允诺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关系。笔者无意深究朝贡体制的兴起与衰落，只想指出，缘此制度，朝鲜必须履行外交义务，逐年向中国派遣使节团。因此，朝鲜人在中国的旅行像是惯常的风景，他们穿梭于贡道上，从中国带回最新的情报。这条路线是通向世界的窗口，主要向朝鲜展开。

    朝鲜使节团是浩大的巡礼，成员约三百人，按例连年向中国开拔。明清是传统中国的盛世，人口众多，百姓富足，制度精良，皆曾缔造文化的伟业，很难想见欧洲国家能够统领如此巨大的帝国，并各维系二百余年。朝鲜使者是亲历中国的见证人，他们约需耗费四十至六十日，走过一千二百公里，才能抵达北京。根据几幅朝鲜人绘制的地图，可知路程贯穿辽东，他们先是穿越崇山峻岭，见识沙漠荒野，然后目睹天下第一关“山海关”，接着走进最繁华的北京城。

    朝鲜使臣在北京有固定的居所，也就是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因为就在玉河桥旁，俗称玉河馆。在明代，朝鲜贡使停留四十日，然后踏上归途。相形之下，清代较为宽松，使节团可以停留两个月，间或有超过的例子。从朝鲜人的世界图，谈至朝鲜使节团，实是因为使节团的成员值得一提，其中不乏朝鲜思想界的著名文人，他们来回往复中朝之间，形塑朝鲜的世界观。

    朝鲜素称礼仪之邦，自号“小中华”，也就是最像中华的外邦。为了凸显自身的文化高雅，朝鲜官方拣选颇具威望的高官，以及擅长汉文诗赋的文臣，担任使节团的要职。他们穿着明朝样式的服装，走在前往中国的道路上，处处彰显汉学素养，体现东国有人的尊严。朝鲜自1392年开国后，仿效明朝制度，科举同样使用儒学经典，是一个处处复刻明朝的国度。理解这一层，才能想见朝鲜使臣履及中国土地的喜悦与振奋：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宗主国，更是文化母国，前往中国的使行不唯是政治任务，更像是朝圣问道的实践。

    这种情况在清代突遭巨变，代明朝而起的清朝不是汉人政权，而是源自东北，被朝鲜视为“夷狄”的“女真人”。如本书正文所示，清朝代替明朝兴起是对朝鲜最严重的打击，他们一方面咀嚼明朝灭亡的悲伤，另一方面思索何去何从。小中华如何自处世界，是数个世代朝鲜读书人的疑惑。从今人的角度观之，理解清朝的关键词绝非“夷狄”，事实上这是一个疆土远迈前朝，历久绵长的伟大时代。然而，对于这些身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人而言，“清国是胡虏夷狄”的观念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他们认为中华文化已亡，指责清代的汉人不思念明朝。于是朝鲜使者在中国的旅程，像是寻访明朝的过往，他们凭吊逝去的文化母国，即使政治上服膺大清，内心却未曾退让一步。

    朝鲜读书人对大明怀抱期待，“愿见中华”之心促使他们参与前往北京的使行团。赵宪的日记名为《朝天日记》，许篈的称《朝天记》，从这种命名方式即可一窥朝鲜使者的想法。他们认为前往大明是朝见天朝，即使如前述所言，他们对中华上国感到失望，甚或起而批判，大体上仍同意大明是天朝，使行即朝天。相形之下，清代朝鲜人不再使用朝天一词，即使偶一为之，意义也全然不同。简而言之，“燕行”取代“朝天”，燕是北京的古称，前往北京，“燕行”的意涵与“朝天”可谓天壤之别。

    1637年，朝鲜臣服大清，与大明断交，此后按例向大清朝廷派遣使节团。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朝鲜官方恪守规章、依时履行此类外交义务的文献，证明朝鲜绝无二心。朝鲜官方备妥礼品，拣选使臣，一如既往地处理使行事务，仿佛一切如旧。尽管制度延续，朝鲜满足了清朝的要求，然而在政治制度的表象下，清朝无法控制朝鲜读书人的内心世界。我们应该注意朝鲜配合清朝的一面，也要思考他们拒绝妥协的一面，两者相互矛盾，却相生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