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二者都以儒家思想为母体，由之引出一个原则，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化的属性。

    第三，“忧”“乐”二说都强调中国文化之非宗教性，并以各自的方式证明它的人文性。“忧”说区分恐怖意识与忧患意识在心理上的不同，证明二者分别造就了国外的否定人生的种种宗教与中国的肯定人生的人文文化；“乐”说则从实用理性与思辨理性以及反理性的区别着手，证明中国人较少去空想地追求精神天国，虽幻想成仙或求神拜佛，都还只是为了现实地保持或追求世间的幸福与快乐。

    当然否认中国文化为宗教不等于否认它具有超越的理念或超越的境界，二说都极力证明这种超越的存在。“忧”说认为，天命或天道是超越的， 天降命于人或天道贯注于人身时，又内在于人而成为人性，使人有道德属性。人通过基于忧患意识而起的道德实践即尽人之性，便可以领悟到天命或天道的存在，体验到道德自我（不同于生理的、心理的乃至思考的自我）的存在，而到达超越的境界。这便是性与天命的贯通，天与人的合一。

    与这种降命和尽性不同，“乐”说更重视审美的直觉。它认为，超越、无限之类在当下的现实和人际关系之中，在“工商耕稼”“伦常日用”之中，甚至就是“伦常日用”本身。而由于宇宙本体也被认定为乐的（“生生”“天行健”），于是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即是主观心理上的天人合一。在追求天人合一上，“忧”“乐”二说又殊途同归了。

忧乐相异：忧患意识具有道德价值，乐感文化强调审美境界
    当然，“忧”“乐”二说相互不同之处，比起它们的相同来，要更加明显而且重要。

    首先，“忧患意识”说所欲寻求的，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动力。这个动力不仅是“能”，更且被视为“质”，所以“忧患意识”有时也被说成是人类精神，或者叫理想主义者才有的悲悯之情，一种宇宙的悲情。

    “乐感文化” 说所要探讨的是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或曰民族性、国民性。更精确点说，是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心理结构，是人格化了的文化传统，或民族的文化性格。成形于孔子与儒家的塑造，作用于悠久的历史，并在今天的现实中存在。研究它在适应现代生活中的不足和裕如，将有助于改进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智慧，有助于主动去创造历史。

    其次，“忧患意识”的内涵不管怎样界定，总之它是一种“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又不只是对忧患的知觉或他觉，而是知其为忧患遂因应生起来一种意志，或当前虽无忧患存在亦能存有此种意志（居安思危）的那样一种觉识。忧患意识其实乃是对于仁心或善性的某种自觉。因而，忧患意识只能是知识精英所具有的意识。苏东坡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开卷惝恍令人愁”。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乐感文化”所表示的文化心理结构，据作者说，是全民族性的，它是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它便不止于为民族的某些人例如知识精英所专有，而是普存于民族的每一成员心理之中。所谓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有人简化为“种族记忆”。

    它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它不是精英们的自觉，而不过是种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态罢了。

    第三，“忧患意识”说认为忧患意识本身已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且能引申出种种道德信念来，而成为中国哲学与文化重道德性的总根源。换句话说，美与真，如未通过善之自觉认可，仍不过是些浮游无根、飘忽不定之灵气而已，唯善为大，是它赋予了生活和世界以和谐、秩序、真实。

    “乐感文化”说则超越诸如此类的道德灵光，更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和宇宙。它认为，中国人更惯于快慰地把握现在，乐观地眺望未来，在感性生活中积淀着理性精神，于人生快乐中获得神志超越。因而，审美境界是中国人生的最高境界，审美主题是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最高标的。而“乐感”，这一为审美所必备的心态，则是中国人的心理本体所在。

中国文化兼备忧乐精神，形成中国的理想人格，极具辩证法
    经过西汉以来儒道的争辩，人们在习惯上便以庄子的道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乐观的代表；而儒家的乐感既流入道家去发扬光大，剩下的忧患意识，便特别引人注目了。自此，儒道两家思想轮番地、混合地、谐和地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后来更熔化了外来的佛学于一炉，成就了中国文化的新的统一体。而其精神，或可即以“忧乐”二字给以概括。

    所谓“忧”，展现为如临如履、奋发图强、致君尧舜、取义成仁之类的积极入世态度；而所谓“乐”，则包含有啜菽饮水、白首松云、虚与委蛇、遂性率真之类的逍遥自得情怀。

    以上种种忧乐杂陈的状况，不能归结为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具完整的性格，或人们的个性常是双重的、分裂的；相反，它们恰好表明了中国文化同时兼备这两种精神，即由儒家思想流传下来的忧患精神和由道家思想流传下来的怡乐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