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技术发展给政府治理带来两个方面的新课题：一是如何兴利除弊，即在发挥新技术正面作用的同时，防范与克服其负面效应；二是如何乘势而为，借力新技术推动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创新转型、迭代升级。“互联网 政务服务”就是中国政府在第二个方面推出的新理念、新要求。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级政府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一大批改革成果相继涌现。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上海，发扬敢为人先、善作善成的精神，创造性提出并全面实施“一网通办”改革，打造了“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上海样本”，在新时代政府自身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指出，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肯定了上海“一网通办”改革的成效，指明了进一步改革的努力方向。

    从正式提出至今，上海“一网通办”改革时间虽然不长，具体举措却十分丰富，特别是这些举措背后所蕴含的经验、理念、原则、价值更加深刻，因此有必要从学理上进行总结、提炼、提升。赵勇教授领衔撰写的《“一网通办”的上海实践》即是系统梳理和研究上海“一网通办”改革实践的首次尝试。

    与其他社会学科比较，公共管理学更具实践性和操作性，必须紧扣时代脉搏，通过最新实践来推动理论创新，并以此作为理论前进的基本动力。与此相对，纯粹“书斋式”的“逻辑演绎”，会偏离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本色，也无法满足实际部门的需求。由公共管理学的实践导向特征可以引出两点推论：

    第一，公共管理研究更具有“动感”，需要及时跟踪公共管理新实践，不能拘泥于某个时期的做法，更不能把某个时期的做法以及相应的理论固化下来。比如，自信息技术兴起以来，先后出现过办公自动化（OA）、电子政务（e-government）、数字政府（cyber government）、虚拟政府（virtual government）等实践与理论探讨。然而，移动终端、大数据分析甚至人工智能的发展促发的却是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因而必须及时跟进研究。

    第二，公共管理研究更具有“地方性”。在国别研究方面，更需要立足研究者所在国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意识”“中国问题”，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削足适履”。即使是同一国家，仍需考察不同区域的做法。只有把不同层次“点”上实践研究深透，才能聚合起来有效把握“面”上情况，获得一般化的理论。

    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出，《“一网通办”的上海实践》的首要价值就在于，该书聚焦的是当下，具体而言，该书力图回答“一网通办”改革及其所代表的理念和方式在哪些方面是以往仅仅设置网页、提供政府信息等做法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智慧政府”（smart government）为何、因何而变得“智慧”以及这种“智慧”的发展对政府治理、政府与服务对象关系产生的影响。其次，该书聚焦的是上海，不仅有上海市级整体情况，而且有典型区域、部门的情况，带有多案例分析性质。在这些案例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规章制度，而且可以找到具体的工作流程、标准，这为学习借鉴和二次分析积累了有益素材。总之，正如作者所言，从“一网通办”这个点切入，通过历时性比较能够反映智慧政府与以往实践的不同，通过共时性比较能够揭示上海与国内其他地方实践的差异。也正是基于这两个研究旨趣的考量，我们认为，倘若该书能够加大比较的分量，那么对于理解上海改革实践的特点会大有裨益。

    当然，强调公共管理研究必须扎根现实、与时俱进，并不是说公共管理研究者要把自己等同于实务部门的实际操作者。果真如此，公共管理研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学术研究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所谓的“高于”，一是在于学理化，包括对零散做法的系统化、逻辑化、概念化，通过对各种关系的分析作出必要的解释。二是在于评价，一线公共管理者囿于身份等因素，无法全面、客观看待自己的工作，研究者则需要进行尽可能客观的评估。这种评估能够为实践部门今后“坚持什么”“改进什么”提供必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