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利益和城市形象的大论辩。故事的主角是28岁的余女士，她住在居民小区一幢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里是小区居民，尤其是退休老年人打麻将的主要场所。不分昼夜的麻将声令余女士和她的孩子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物以助休息。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仍未得到解决。余女士最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音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这起诉讼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超过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11月16日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这一诉讼案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麻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麻将是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都关注这件案子会如何影响城市的日常生活。另外，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评估，现代生活中是否要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寻得平衡？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对前者赋予更多地强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亦愈发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说，这起诉讼给了世人一个思考上述问题的机会。

    麻将的政治
    打麻将引发的官司

    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并非新现象，它实际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20 世纪初，鸦片和赌博成了警察查禁的主要对象，打麻将当然受到波及。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较为成功的是查禁鸦片的运动，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却仍然随处可见。虽然清查惩戒打麻将的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们对于赌博的厌恶，更是他们对中国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整个民国时期，麻将依旧盛行于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麻将积习之顽固难除，原因便在于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还是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1949年以后，打麻将被定义为“落后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革命文化”的猛烈抨击，导致这个活动退出了社会交往主要形式的位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进步以及社会生活日益宽松，打麻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复苏，并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普及，尽管同时并存着多种别样的娱乐形式，麻将仍是最受欢迎的，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真是“全国山河一片‘麻’”。

    位于中国内陆地区四川省的首府成都，其声名长久以来便和麻将紧密联系，尤以茶馆中的麻将最为著名。过去，成都的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一处从事种种“勾当”的地方：无事闲聊、散布流言、商谈生意、借债放债、寻找工作，或从事非法活动，或聚集批评国政，或抱怨生活艰难，等等。当然其中亦少不了娱乐项目，如赌博、下棋、打牌以及打麻将。共产党接管成都之后，城市中茶馆的数量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时期落至最低点，但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大幅回升，繁荣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较以往不同的是，茶馆中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居委会也顺应这个潮流， 提供场所供市民，尤其是老年人从事麻将、棋牌等娱乐，有的还佐以茶水点心。类似的机构成了“准茶馆”，不同的则是他们是免税的，也不需要经营执照。余女士案例中的活动室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俨然成了整个小区的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