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是唯一从日本鹿儿岛赶回来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气早已消失殆尽，言行风流潇洒，倒像个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他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多年后学者们还在为他的代表权问题而争论。

    与住在博文女校的这9名代表相比，有一个人的装束却极为时髦入流，他西装革履，打着领带，花钱也十分阔绰。这位名叫陈公博的广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华的南京路大东旅社，仿佛此行不是来开会的，倒更像是两人的蜜月旅游。

“南陈北李”公务缠身无缘赴会
    这是一次表面看来毫不起眼的会议。与这次会议失之交臂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或许没有预测到，这次会议被后来的历史赋予了多么重要的意义。当时这两位享有极高声誉的知识分子领袖，后来被并称为“南陈北李”。两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畅谈过建党的方针策略，也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对于这次大会，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包惠僧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的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1921年7月23日晚，树德里的“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大方形餐桌，十几把圆形椅凳。15名与会者齐聚于会议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书信秘密赶赴这里开会的，他们是7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两位高鼻梁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端坐桌旁，他们当年也许预料不到，他们参与的这次会议在中国历史上竟留下了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这群先行者以后峥嵘的人生岁月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只是历次有惊无险经历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后，他们中竟无人能确切回忆出这次大会的具体日期。

“李公馆”里讨论党纲和决议
    那是一个让人慵懒欲睡的夏夜，“李公馆”内秘密聚集的13名中共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却目光锐利，激情澎湃！由于“南陈北李”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的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大会上，马林分析世界形势，介绍第三国际的活动概况，说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绝，竟讲到了深夜。马林体格强健，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好像要与反对者决斗。毫无疑问，这些特质深深震撼了这群青年人。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忆，马林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理解，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第一天，张国焘介绍了大会筹备经过，提出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党纲与政纲是最难拟订的，但大家一致认为非有这一文件不可。张国焘等人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27日至29日的三天会议，在讨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与会代表产生了激烈争论。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对待孙中山政府的态度、能否在现政府就职、当前共产党人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学问研究还是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等问题，均展开充分的论辩。最后，大家归纳出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着重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

    30日晚，大会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马林不愧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代表们离开不过15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华探、法探及翻译等，扑进会场。李汉俊与有意留下的陈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这次危机。“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牵线，代表们约定转移到距上海约100公里的浙江嘉兴继续开会。那天清晨，代表们乘上了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嘉兴南湖上聚集了这批革命者的身影。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自己的“老外”面孔会暴露目标，没有随行；陈公博因半夜大东旅社发生情杀案，借故到杭州游玩，没有参加南湖会议。

    浩渺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代表们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推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尽管此时他仍在广州。1921年9月，陈独秀正式辞去公职，回到上海专任共产党书记一职。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