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牵涉到个人自由的问题。”德里兹说。她的语气逐渐减弱，这说明她压根不觉得个人自由是此处的核心问题。

    在德里兹和记者以及同性恋领袖交谈的时候，这样的话说着说着就没了底气，他们也听不进去。关掉浴场的想法简直不可思议，也就被搁置了。要采取如此极端的做法，光靠几十个不明原因的病例是没有说服力的。

    德里兹没有施压，那样做不专业。相反，她试图让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了解目前情况的严重性。看着这些图表，仿佛看着预测她职业生涯的水晶球，德里兹心想，她的未来已经清晰地摆在这里了。

    这种疾病的传播方式如此明显，简直太恐怖了。例如，德里兹绘制了一个图表，有关最初两年，即1980年至1982年纽约男同性恋免疫缺陷患者的数量，然后将其与旧金山湾区的情况进行对比。旧金山的曲线和数字与曼哈顿的曲线和数字呈现出近乎完美的同步性，两者相差整整一年。她想，纽约现在有150多个病例，这表示一年后旧金山的病例也会达到150多人，接下来的病例没有几千也有几百。

    塞尔玛·德里兹的住处位于旧金山太平洋沿岸的沙丘附近，夜晚，她在自己舒适的家里无法入睡，她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她在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床头柜上放了一台小型录音机——万一某个失眠的夜里她忽然想到什么，也许这想法能阻止那些年轻人如此悲惨地死去。

    三

    雷鸣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剧场。人们站起来，鼓掌欢迎演员们回到舞台上鞠躬谢幕。拉里·克莱默的目光投向85岁的母亲。她一直希望克莱默写舞台剧，他现在已经这么做了。诚然，《凡俗的心灵》还不能和了不起的尼尔·西蒙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评论家们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是政治戏剧的杰作。预演尚未结束，来自纽约市各大新闻机构的评论家们就已经搜肠刮肚寻找溢美之词来描述该剧。全国广播公司说它“充满激情”；《时代》杂志称其“影响深远、充满张力、打动人心”;《纽约每日新闻》称这是“一出愤怒、坚忍、扣人心弦的政治戏剧”。一位评论家说，《心灵》一剧对于艾滋疫情的影响如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炼狱》对麦卡锡时代的影响。最近有人偷听到《纽约杂志》评论家约翰·西蒙说，他期待纽约戏剧舞台上所有的同性恋者都被艾滋病杀死的那一刻，然而在记者采访时他却承认自己是哭着离开剧院的。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制定艾滋病公共政策的时候从来都不是受理性力量驱使，没有什么能像最近几周《凡俗的心灵》所表现出的影响力那样宣扬这一事实。研究人员和专家们的理性吁求屡遭失败，但拉里·克莱默通过自己的戏剧成功了，最终把这个事件推到了公民问题的最前沿。

    就在首次预演前几个小时，《凡俗的心灵》剧本的影印版已在纽约各新闻机构之间传开了，市长埃德·科赫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要为当地艾滋病患者“全面扩大城市服务”。科赫把卫生专员森瑟手上的艾滋病职责移交给了副市长维克多·博特尼克，并制定了艾滋病临床医生多年前提出的协调护理和长期设施计划。在这项耗资600万美元的新计划中，包括拓展家庭护理和临终关怀，为艾滋病儿童提供日托服务，以及为10个跨学科病人护理团队提供资金——这些团队分散在拥有大量艾滋病患者的各家医院。这些举措只能满足一个拥有全国三分之一艾滋病病例的城市的很小一部分需求，但这是一个开始。

    四

    在疫情初期，联邦政府将艾滋病视为预算问题，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则视其为政治问题；同性恋团体的领袖认为艾滋病是公共关系问题，而新闻媒体认为它是一个其他任何人都不感兴趣的同性恋问题。其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去挑战艾滋病这个深重的医疗危机。

    对这种制度上的冷漠发起反抗的是一小群各有其使命的英雄。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研究中心，孤立无援的科学家团队冒着失去声誉乃至工作的危险，成为早期艾滋病研究的拓荒者。一些医生和护士对感染者的看护远远超越了职责的要求。一部分公共卫生官员拼尽全力争取疫情得到妥善处理。少数同性恋团体的领袖力排众议，极力主张同性恋团体对这种疾病做出明智的应对，并游说议员为研究提供了第一笔关键的资金。还有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与排斥、恐惧、孤立以及自身的致命预后抗争，以帮助公众了解病情，关心病情。

    正因为这些人的努力，这个关于政治、民众以及艾滋病蔓延的故事，最终成为关于勇气与懦弱、悲悯与偏狭、奇思妙想与唯利是图、救赎与绝望的传奇。

    这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唯有如此，它才不会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