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太亮了。”她回道。

    我去商店给她买来颜色更暗更深的遮光窗帘。晚上躺在床上时，我听到她放下窗帘，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窸窸窣窣的声音持续了好一阵。

    有一次，我打算去修剪草坪。

    “不要，”妈妈在门口拦住我，“把割草机放回去。”

    于是，草坪一连三个月没有人打理。直到爸爸回家才把它修剪一新。

    其他的，诸如修理早餐机和阅读机这类事情，妈妈也不让我做。她像攒着过圣诞节一样把所有活儿都攒起来。等到爸爸回来后，他就会敲敲打打修修补补忙得不亦乐乎。他干活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妈妈在一旁看着他，也是一脸幸福的微笑。

    是的，他不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谈起他。而身在千百万英里之外的爸爸也从来不和家里联系。他曾说过：“要是我给你打电话，我就会想要陪在你身边。我会感到难过的。”

    有一次爸爸对我说：“有时候，你妈妈对待我的态度就好像我不在她面前——好像我是隐形人一样。”

    我见到过她的这种态度。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的身后；她看他的下颌，看他的手，就是不看他的眼睛。即使看着他的眼睛，她的眼里也仿佛笼着一层薄雾，蒙眬得如同动物的睡眼。她会在合适的时候表示赞同，该笑的时候笑一笑，可总比预期的慢了半拍。

    “她好像根本就看不见我。”爸爸说。

    但有的时候，他们会把心都放在对方身上。他们会手牵手在街上散步，或是开车出去兜风，她的头发在身后飞扬，宛若少女。她会停下厨房里所有的自动设备，亲手为他烤制美味至极的蛋糕、馅饼和曲奇，深情凝视他的脸，露出发自心底的笑容。但是在这样温馨的日子临近结束时，她总会伤心地哭起来。爸爸则总是手足无措地环顾房间，像是要从中找出答案，却从来都找不到。

    爸爸穿着制服，慢慢地转身让我们看。

    “再转过来。”妈妈说。

    第二天早上，爸爸手里抓着一大把票冲进屋里。粉色的是去加利福尼亚的火箭票，蓝色的是去墨西哥的。

    “走吧！”他说，“咱们可以在路上买些一次性服装，穿脏了就烧掉。咱们搭中午的火箭去洛杉矶，坐下午两点的直升机去圣巴巴拉，然后坐九点的飞机去恩塞纳达，就在那儿住一晚上！”

    于是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沿着太平洋海岸游玩了一天半，最后在马里布海滩上住了下来，煮着熏肉香肠。爸爸一刻不停地倾听、哼唱，或是观看着周围的一切，好像要牢牢抓住一切，仿佛这世界是一个高速旋转的离心机，稍不留神就会把他从我们身边抛离出去。

    在马里布的最后一个下午，妈妈先回了旅馆房间。爸爸和我两个人在烈日下的沙滩上躺了很长时间。“啊，”他叹了口气说，“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他轻轻地合上眼，畅饮着阳光。

    “你会想念这种感觉的。”他说。

    他指的当然是“在火箭上”。但他从来不说“火箭”二字，也从来不提火箭和在火箭上无法拥有的东西。在火箭上，他享受不到带着咸味的海风的吹拂，看不到蓝天丽日，尝不到我妈妈的手艺。在火箭上，他无法与自己十四岁的儿子交谈。

    “跟我说说话吧。”他最后说。

    我知道我们会像往常一样，一连聊上三个钟头。整个下午，我们都会躺在懒懒的太阳下，轻声谈论着我在学校的成绩，我能跳多高，我能游多快。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爸爸都会点头微笑，赞许地轻轻拍拍我的胸膛。我们就这样聊着天。不聊火箭和太空，而是聊着墨西哥——我们曾驾着老爷车去到那个绿色的温暖国度，在正午的雨林里捉蝴蝶。我们看着上百只蝴蝶被吸进汽车散热器，拍着蓝色和绯红色的翅膀，抽搐着死去，美丽而哀伤。我们聊着这些闲话，却不谈我真正想谈的话题。他认真地听我说话。他用心听着，仿佛要用他所能捕捉到的每一个声音把自己填满。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听风声，听海水退潮，听我说话。他听得那样认真，仿佛完全忽略了发声者的形体，只把声音留下来。他闭上眼睛倾听。修剪草坪时，他从不使用遥控装置，总是自己操作割草机，一边听着马达的声音，一边呼吸着如碧绿的飞瀑般散落在他脚下的新割的青草的味道。

    “道格，”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拿着毛巾踏着沙滩上的碎浪往回走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永远不要当火箭人。”

    我停下脚步。

    “我是认真的，”他说，“因为当你身在太空时，你的心牵挂着这里，而当你人在这里，你的心又飞向了太空。不要开始这样的生活，不要让这种情绪左右你。”

    “可是——”

    “你不了解那种感觉。每当我身在太空，我都会想：‘如果我能回到地球，我会留在那里，再也不上太空了。’可是我还是会离开，我想我将来依然会不断地离开。”

    “我想当火箭人已经很久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