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这门飞速发展的新兴艺术，对于道德伦理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论摄影》的核心主题。延续着60年代对于美学经验的思考，桑塔格引经据典，从德拉克洛瓦到波洛克，从谷克多到安东尼奥尼，从费尔巴哈到本雅明，从普鲁斯特到纳博科夫，她沿着精神导师本雅明的进路，以多种角度呈现摄影艺术在现代生活中的不同面向。

    在桑塔格看来，照片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媒介，它让过去与现实变得可消费，并用图像取而代之。摄影正在从我们日常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发展为一套“观看语法”，给予我们一种感觉，使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比它实际的样子更容易理解。但桑塔格告诫世人，需要警惕照片对于这个世界的篡改，因为摄影“是核实经验的一种方式，也是拒绝经验的一种方式”。

    不同于《反对阐释》的两极化评价，《论摄影》得到广泛的赞誉，出版当年就被授予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至今仍被视为摄影理论和学院派艺术的奠基之作。25年之后，伊拉克战争爆发之际，晚年桑塔格重拾摄影话题，把写作主题聚焦在了战争摄影上。2002年发表的《关于他人的痛苦》，修正了她对于摄影的看法。桑塔格早年担忧战争尽管可以通过照片变得“更真实”，但媒体的过度饱和会使读者变得迟钝。经历过“9·11”事件之后，桑塔格认为早年的担忧是多余的。事实上，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摄影是人们设想战争的唯一方式。新闻中的战争照片有另外的价值，它们可以唤起同情。

    在写作《论摄影》的期间，桑塔格获知自己罹患了晚期乳腺癌。在一开始的极度恐慌之后，桑塔格开始深入了解自己的病情，阅读所有相关的医学书籍和资料。在与其他病友打交道时，她深切地感受到癌症病人所感受到的羞耻。这让她意识到，杀死病人的不只是疾病，更是与疾病相关的禁忌和耻辱。在很多人看来，癌症不仅是死亡的隐喻，也喻指人格上的缺陷，内心无法处理的负面能量会转变成癌症。于是，桑塔格在病中执笔，从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与疾病相关的种种隐喻，试图厘清一个医学事件是如何演变为道德和文学事件的。1878年《疾病的隐喻》出版后，桑塔格收到了上百封来信，这些读者兼病友在信中感谢她的文字为自己带来了直面癌症的勇气。

    写小说
    捍卫严肃写作的价值

    桑塔格一生都“不安分”，她期待历尽生活所有的可能性。在治疗癌症期间，她每晚都会外出去歌剧院和电影院。对同性恋亚文化感到好奇时，她会把自己打扮成男人混进地下酒吧。相比于散文，桑塔格更钟爱小说，因为小说能够容纳最多的可能性。

    然而，桑塔格早年的小说并没有如她的散文一样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可。她的处女作《恩主》在1963年发表后反响平平，1967年第二部长篇小说《死亡匣子》更是被评论为对法国新小说的拙劣模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桑塔格搁置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但是在她的内心，虚构文学依旧占据着崇高的地位。桑塔格不满足于“知识偶像”的头衔，她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经典作家，“写几本一百年后人们依旧会阅读的书”。

    时代的急速转变为桑塔格晚年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契机。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桑塔格还在捍卫流行文化的先锋立场，20年后流行文化已经彻底地掌握了话语权。这种时过境迁让桑塔格感到陌生和不适，高雅文化受到冷遇，只有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才去阅读《巴黎评论》《纽约书评》等精英杂志。相反，小说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以及更自由的写作空间，是高雅文化最后的堡垒。

    从80年代开始，桑塔格的写作重心转向文学创作。1986年的短篇小说《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描述了艾滋病的出现给社会带来的错愕和恐惧，切中了那个年代最令人不安的社会情绪。80年代末，桑塔格重启了长篇小说的创作。1989年的《火山情人》，描绘了18世纪意大利半岛上多位历史人物的罗曼史，而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在美国》，则展现了波兰著名演员移民美国的故事。这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在美国出版时引发了现象级的热议，《火山情人》长期霸占畅销书榜，《在美国》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桑塔格的晚期作品流露出一种不可挽回的时代感。无论是《火山情人》中汉密尔顿研究维苏威火山魔力的热情，还是《在美国》中市郊的乌托邦庄园，都是对逝去的理想主义的缅怀，是桑塔格心中最后的精神乐园。那个曾经追求高雅艺术、讲究严肃伦理的欧洲价值，已经彻底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文化的平庸与傲慢。一个高贵的文学时代正在逝去，但桑塔格没有沉浸在这种感伤情绪之中，她仍然坚信严肃写作的终极价值，“文学就像含磷的物质，在它就要死去的时候，就会散发出最明亮的光芒。”她不介意随时修正观点或者改变立场，但是反抗平庸，反抗美学上的贫瘠和伦理上的冷漠，是这位知识分子和作家终其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