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图斯之母青年丧夫、备感孤独，给新生婴儿许了一个她能想到的最好愿望：人人都爱他。初衷虽好，愿望成真后却发现这是个恶咒，因为奥古斯图斯仅凭外在魅力就能轻易得到一切。这导致他无法爱别人，而不由自主地利用和戕害所有接近他的人。但是渐渐地“他感到自己肆意挥霍、只有得到而从不付出的人生毫无价值”。由此产生的问题严重得让他决定一死了之。当他绝望至极时，黑塞乐于援引的“否极泰来”规律才起作用。不同于奥斯卡·王尔德[4]笔下的道连·格雷，由于奥古斯图斯并非那个迷住所有人愿望的始作俑者，所以最后他也有机会许愿。他许的愿和母亲为他许的愿正好相反，从此他不由自主地爱所有人，虽然这也有不利之处，但最终证明是较为有益的。在童话《法尔敦》中，也唯有满足于用琴声让人快乐的忘我的小提琴手免于遭受圆梦的灾难性后果，其他只给许愿者本人带来好处的梦则导致法尔敦不再是“每个人都满足于邻居不比自己过得好”的繁华国度。

    这个乌托邦也在以战争创伤为主题的《众神之梦》、《外星异讯》、《欧洲人》和《帝国》四篇童话的结尾出现了。虽然写于1914和1915年的前两篇反战态度并不坚决，反而符合当时的战争宣传：《众神之梦》中人类返祖退化回多神教，战神得以重新独立；《外星异讯》则从一个热爱和平的星球看一个好战的星球，将战争视为人类无过失的自然灾害来接受。但《欧洲人》和《帝国》就明显更具批判性、态度更为清晰。因为二文谈到战争的起因：技术完美化、殖民政策的傲慢和贪婪、“欧洲人”创造更好的新世界、用军备来保卫新得利益的智识和工业优越感，因为“富人就是爱用铁墙来守护自己的钱”。批评欧洲自大狂的《欧洲人》写于1917—1918年，当时发表此文风险极大，黑塞只好匿名发表。而在停火后不久写的《帝国》（德国历史缩影：从二十二个诸侯国的割据状态、俾斯麦建立帝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投降）就得以重新以真名发表。不过故事的结论（希望帝国做自我批评、反思其美好传统）就像众多童话一样，显然美得无法成真。

    为了达到这一境界，黑塞不得不接受精神分析，诱因是1915年媒体对他的讨伐所带来的压力、父亲的亡故（1916年3月8日）和日益紧张的婚姻关系。1916年4月，剧烈头痛、眩晕和心悸迫使他去疗养，结果没有诊断出任何官能疾病，他被转到卡尔·荣格[5]的同事、在卢塞恩居住的精神科主治医生约瑟夫·伯恩哈德·朗（Josef Bernhard Lang）处诊治。《此道难》就是反映长达一年半多的疗程的一篇童话，文中用登山比喻治疗，坚韧不拔的向导象征医生。直到登山人的态度从执拗的“我忍”变成积极的“我要”，他才能成功登顶，最终飞一般地实现此前以为无法企及的自由。

    梦境也被黑塞赋予神话的品质，《众神之梦》和《笛梦》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因为如同想象一样，梦也能统一客观和主观现实以及外部和内在世界之间的矛盾。1916年写成的笔记《连环梦》让人了解梦的过程，即潜意识的喧嚣实验室如何神奇地消除时间和地点的障碍，让昔成今，远变近，最大的距离也能轻松逾越。连“像星星似的四散开去”的道路都能神奇地通到向往的目标，每条街道都能成为回家的路。在一年后黑塞按约瑟夫·伯恩哈德·朗的要求做的梦境日记中，梦表现出一种未定型的初步集聚状态。

    《爱丽丝》可以视为黑塞献给首任妻子、他三个儿子的母亲米娅的礼物。米娅就像主人公安森追求的爱丽丝一样，有着生性复杂的安森好似失去的东西。安森在度日之外理解和构建生活的雄心壮志，让爱丽丝觉得很陌生。因此爱丽丝认为，他们俩要在一起，安森就必须回到她所特有的那种天真的平和状态，即安森必须找到自己由于远大志向而失去的东西。但是像安森这种才华横溢的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过一个成长过程：从童年的原始信任出发，先要经过一个罪责和绝望的迷宫，最终才能在不同层级上重获失去的平衡（参见黑塞散文《谈一点神学》中提出的“三级规律”）。爱丽丝则不用绕这条远路，因为她没有雄心壮志，所以永无牺牲初心的危险。在安森眼里，“爱丽丝”即“蓝鸢尾”，象征着他向往的自然和文化的合一。安森达到这种境界的过程极为漫长，爱丽丝没能见到那一天的到来。没等安森完成爱丽丝交付的任务，爱丽丝就死了，但是以一只象征安森内心声音的鸟的形象继续陪伴安森，引领他找到那扇神秘的大门。要达到更高一级的道，必须走进这扇门。一名门卫试图阻拦，但是不同于卡夫卡1914年写成的寓言故事《法律门前》，安森没有动摇，他的内心指针稳稳地带领他穿过外部世界。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爱丽丝身上重新找到自我，即重获精神和自然、宏图大志和原始信任之间的平衡，“用美丽幻象换取预感到的内部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