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过里维埃拉的阳光沙滩旅游，而后最终乘船到了纽约。在那儿，当我第一天从现已不复存在的沃尔特·惠特曼小学放学回到家时，我向妈妈宣布我今天学英语了。我的确是踏踏实实、循序渐进地学习英语，英语也从此成了我最喜爱、最灵活的表达工具。然而，最让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跟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学习过基础俄语的人，教材词典一应俱全。 

　　父亲当时正处于由使用俄语向使用英语转变的时期。父亲自小就是“能自如地使用三种语言的孩子”，可他发现，要为了一种新的语言而舍弃那“意蕴丰富、自由奔放的俄语”是个极大的挑战。这种新语言不是他与他那位以英语为母语的父亲在家里说的英语，而是一种如他运用熟稔的母语般富有表达力和诗意且能自如驾驭的工具。父亲在创作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时，由于缺乏信心而倍受痛苦煎熬，毕竟他得放弃他钟爱的俄语，这一“世界上最温柔的语言”，他曾以此为标题写了一首英文诗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的《大西洋月刊》。在他向一门新的语言过渡、也是我们即将启程来美国的这段时期，父亲完成了他最后一部用俄文创作的独立的重要抒情作品（换言之，它既非未完成的片断之作，也不是已有作品的俄文版），它就是《魔法师》，该作品有似《洛丽塔》的前奏。他原以为这个短小作品的手稿已被他销毁，或已丢失，以为这部作品的创作精华已完全为《洛丽塔》所吸收。父亲后来回忆起巴黎的一个深夜，在以无声的语言抗议纳粹的轰炸威胁时，他曾将这部小说读给一群朋友听过。这份手稿最终失而复得，父亲在一九五九年与他的妻子仔细翻阅后作出了一个决定，如果“由纳博科夫夫妇把它翻译成英语”出版会更具艺术感染力。 

　　那个决定直到父亲去世十年后才付诸实施，连《洛丽塔》都比它的前身《魔法师》问世得早。有几家美国出版社因担心《洛丽塔》的敏感主题会产生的负面反响而放弃了它。纳博科夫确信该作品将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理解，便决定将手稿付之一炬，两次都是在薇拉·纳博科夫的竭力阻拦下，手稿才免于被扔进伊萨卡火炉烧为灰烬。 

　　最终，在对莫里斯·吉罗迪亚的奥林匹亚出版社的可疑声誉尚不知情的情况下，纳博科夫同意代理将书稿交给他们出版。多亏格雷厄姆·格林对它褒奖有加，才使《洛丽塔》避免了《南回归线》与《北回归线》遭遇的恶评，没被视为吉罗迪亚继承其父的丰碑，沿袭奥林匹亚出版社热衷于色情读物的老路推出的垃圾之作，而是广受赞誉，被有些人视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父亲用纳博科夫特有的双关语和字谜，使美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高速公路和汽车旅馆，还有无数地名，都在这部原初公路小说中得以永生。一九六一年，纳博科夫一家入住瑞士蒙特勒皇宫酒店，刚住进去时的一个晚上，一位女服务员好心地将废纸篓中印有蝴蝶图案的东西倒空：那是一厚叠美国道路地图，父亲仔细地将他和母亲曾经去过的道路和城镇名称都标出来。父亲的即兴评论、蝴蝶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栖息地都记录在那上面。令人何其悲哀！尤其是在好几个大洲的学者都在研究所有这类细节的今天。同样令人痛心的是，上有给我的深情题献的《洛丽塔》第一版，被人从纽约的一个地下室里窃取，以两美元廉价卖给了一位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 

　　焚烧书稿的话题还将继续追随我们。纳博科夫受邀去哈佛大学做一个关于《堂吉诃德》的讲座，在肯定塞万提斯的某些优点的同时，他指责这部作品“粗俗、残忍”。多年后，人们用“批驳得体无完肤”来形容父亲对该书的评价，后来“体无完肤”又被那些半文盲记者曲解。他们后来还画了一幅漫画，上面父亲站在教室前面，举着一本燃烧的《堂吉诃德》，还伴有不失礼节的说教。 

　　我们最后还是回到《劳拉的原型》，回到对焚书一事的思考。纳博科夫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住在洛桑医院，狂热地创作着这部作品。外界麻木不仁者的嘲弄、好心人的关切询问、好奇者的凭空推断，以及自己身体的病痛，他都通通不予理会。他的病痛还包括脚指甲下面及周围没完没了的发炎。有时，父亲觉得宁可把他的脚趾全部剁掉，也不愿意接受护士们总在他身上进行试验性足疗。他甚至想纠正护士的错误，想去戳自己的脚趾以减轻痛苦。我们在《劳拉的原型》的好几个地方都能发现那种痛苦的痕迹。 

　　看着户外明媚的阳光，父亲轻轻地感慨有种蝴蝶该已翩翩起舞了。但他手里拿着捕蝶网、脑海中构思着小说漫游于山坡草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书还在继续写，但只能整天待在病房，都要憋出幽闭症了，纳博科夫开始担心他的创作灵感和精力会输给每况愈下的身体。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和母亲有了一次交谈，他明确交代，若临终前不能写完《劳拉的原型》，务必将其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