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收到过堆积如山的信件，其中有些心境狭窄的写信人声称，如果一个艺术家想销毁自认为不完美或不完整的作品，他理应提前考虑清楚并干净利落地处理好。然而，这些智者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纳博科夫并不想无奈地销毁《劳拉的原型》，而是希望能活着将最后一些卡片整理完，这样至少可以完成一份完整的初稿。我们还可以推定，弗朗茨·卡夫卡故意将《变形记》的再版书，还有包括《城堡》与《审判》在内的其他已出版或尚未出版作品的销毁任务交给他的朋友马克斯·布诺德，就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布诺德无论如何也不会忍心把那些书烧掉。纳博科夫把销毁《劳拉的原型》一事委托给我的母亲时，也有过类似的推理。母亲是一个完美、英勇、值得信赖的受托人，她没能履行这一职责是源自拖延—由于年老体衰，还有无法估量的爱而造成的拖延。 

　　就我来说，当这一重任落到我的肩上时，我确实想了很多很多。我曾不止一次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表示，对我来说，在某种意义上，父母从未离世，他们依然活着，冥冥之中我感觉他们就站在我身后关注着我，并在需要作出重大决定时给我以智慧与忠告，从一个关键性的准确措词到一些更为寻常的事情。我不需要从时髦的低能儿的标题中借用“优雅”（从而混淆视听），而是从源头就掌握了它。如果这一说法能让大胆的评论者欣喜地将之视为某种神秘现象，那就悉听尊便吧！在这个当口，在假定的回想中，我断定纳博科夫不会希望我成为“来自波洛克的人”，也不会接受“小朱厄妮塔·达克”—因为那是早期的洛丽塔的名字，注定要消亡，要像现代的“圣女贞德”一样被烧毁。 

　　父亲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短，回家也越来越少，他每次回家，我们都会勇敢地继续着我们热闹的晚餐闲谈，但会对《劳拉的原型》的虚构世界只字不提。我想，那是因为我和妈妈对事态会如何发展已了然于心。
 
　　父亲去世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有勇气打开他装有索引卡片的箱子。在触摸这些父亲悉心整理的卡片之前，我的内心穿越了痛苦得令人窒息的障碍。几经尝试后，我终于在自己有一次住院时，首次阅读了这些用对纳博科夫来说已成为全新的“最温柔的语言”的英语创作的卡片，尽管不完整，其结构和文体却堪称史无前例。我着手整理和准备这些卡片，然后将初稿口述给我忠实的秘书克里斯蒂安·加利科。《劳拉的原型》在半明半昧中继续生存。只有在我鼓起勇气拿出来一点一点研读和编辑时，她才会浮出水面。她一边沉寂地躺在保险箱内，一边又萦绕于我心中，我逐渐习惯了这个似乎过着双重生活的令人不安的幽灵。我不再有烧毁《劳拉的原型》的想法了，我唯愿她能偶尔从幽暗中探出头来透透气。在那之后我提及这部作品的次数屈指可数，我能感觉到父亲并不反对。此外，从其他渠道也透露了些许消息，加上种种臆测，逐渐就出现了现在某家总在期待独家猛料的出版社关于《劳拉的原型》的一鳞半爪的溢美之词。
 
　　我说过，我不认为父亲，或者说父亲的在天之灵会反对《劳拉的原型》的问世，既然她已在纷纭嘈杂的议论声中幸存了这么长时间，或许是我促成了她的幸存，但我并非出于一时的兴致，也并非为了奇货可居，而是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其他力量的驱使。我是该被诅咒，还是被感谢？ 

　　可是为什么纳博科夫先生，你最终决定让《劳拉的原型》问世？ 

　　哦，因为我是个好人，看到全世界这么多人将心比心地同情我进退维谷的处境，我应该善意地减轻他们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