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瑞士湖区进入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从国外被召回到父亲的病床前。父亲当时正住在洛桑市的一个诊所，他在这里接受了一个普通手术后，显然是在康复期内感染了医院的杆菌，从而导致身体抵抗力大大减弱。他体内钠元素和钾元素含量骤降，这表明病情已恶化，却全然没有引起院方的注意。要想保住他的生命就得赶紧采取措施。 

　　我们迅速将他转到洛桑市的沃州大学医院，为了找到可恶的病因，医生们展开了一场漫长而令人痛心的检查。 

　　父亲闲暇时笃爱昆虫学，有一次在达沃斯采集捕捉蝴蝶时，不小心跌倒，被卡在陡峭山坡上的一个险要处，他一边摇着捕蝶网，一边喊救命，坐在电缆车里的游客误以为是节假期间特意安排的恶作剧，都报以阵阵狂笑。官僚作风有时真让人感觉到世态炎凉。父亲好不容易由两位侍者搀扶着回到旅馆大厅时，又因走路不稳、衣冠不整而遭到旅馆工作人员的呵斥。 

　　也许没有必然联系，但似乎就是一九七五年的这次意外使他病倒了一段时间，病情一直没有真正好转，直到后来在洛桑住院又发生了那次可怕的感染。不少人自作聪明地讲述父亲早期在蒙特勒皇宫酒店的生活，其中某部蹩脚的电子版传记更是勾起我无限的回忆，记得《洛丽塔》的成功并没有冲昏父亲的头脑，他继续住在一家简陋的瑞士旅馆。（变体是我所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纳博科夫年轻时的强健体魄确实开始丧失。他那六英尺高的身躯不再挺拔，他沿湖散布的步履不再矫健和稳重。 

　　但他并没有停止他的文学创作。他在赶一部一九七五年就着手创作的小说。就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关键年度，天才大脑酝酿已久的一部杰作逐渐成形，他的这些卡片也由此产生并保留至今。他几乎不提及他的创作细节，但也许他已预感到机会不多了，他开始向母亲和我详细讲述他的某些创作细节。我们家庭的饭后聊天时间变短了，也变得不规律了，他一吃完饭即回到自己房间，好像急于要完成他的作品。 

　　很快到了父亲最后一次被送进医院的时候。父亲的病情加重了。一次接一次的检查，一轮又一轮的诊断，站在病床边医生们流露出一副束手无策的表情，可见他们已回天无力了。雪上加霜的是，一个打着喷嚏的年轻护士离开时忘记关窗户，吹进来的风让父亲临终前受凉。我和母亲坐在他身边，眼睁睁地看着他喘了三口粗气后，因充血性支气管炎而停止了呼吸，我劝他吃的食物还堵在喉咙里。 

　　医生几乎没有透露夺去父亲生命的病因。这伟大的辞世似乎神秘地笼罩在尴尬的沉默中。多年过去后，我为了给父亲写传记，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通往他死亡细节的所有渠道依然不明朗。 

　　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我才了解到某些极为隐秘的家事。其中包括父亲曾经明确交代，如果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完成《劳拉的原型》，务必将其手稿销毁。对于这部未竟之作的种种猜想有如洪水泛滥，想象力贫乏的人也来凑热闹，急于发表其主观谬论：一个大限将至的艺术家首先会决定销毁自己的某部作品，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不是让它活得比自己长久。
 
　　一个作家会病情严重，甚至危在旦夕，可他仍然会孤注一掷地与命运赛跑，直到终点线，他想战胜命运，但还是失败了。他也有可能会受到某种突发事件的干扰，或人为的阻止，纳博科夫早年就有过类似的经历，他已经走到了火炉边，要不是他妻子出手及时，《洛丽塔》的手稿早已烧成灰烬了。 

　　对于海滨城镇圣纳泽尔最令人难忘的物体颜色，父亲的记忆和我的有出入，当时我还只是个六岁的孩子，竟能从圣纳泽尔迷宫般纵横错综的建筑群中将它辨认出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那便是我们即将乘坐的“尚普兰”号巨大烟囱的颜色，我们就是要乘坐这艘船前往纽约。我记得烟囱呈淡黄色，而父亲在他的自传《说吧，记忆》结尾处的几行字中说它是白色的。
 
　　无论研究人员从法国海运公司色标的历史记录中翻阅到何种证据，我始终坚持我对烟囱颜色的最初记忆。我对于我们到达美国时，最后像做梦一样地在船上看到的各种颜色相当确定：纽约并非父母承诺的那样，到处是令人激动的摩天大厦，留在我梦幻般记忆中的是令人沮丧、深浅不同的灰色，到处坑坑洼洼、破败不堪。下船后，我们看到的美国也有两番不同的景象：海关检查时，一长颈瓶科涅克白兰地酒从行李箱中不翼而飞；另一方面，当父亲（还是母亲？—记忆经常会混淆他俩）拿出一张当时对我们来说也很新鲜的一百美元钞票给出租车司机时—诚实的的哥带着善意的笑容谢绝了。 

　　在我们离开欧洲前那几年里，父亲具体在“忙”些什么，我不甚了解。我甚至对“作家”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后来回想起父亲偶尔在我睡觉前给我讲的语言优美的短小故事，我才意识到我对他进行中的小说已先听为快了。在我父母朋友家书房的书架顶层，摆放着很多我喜欢的红皮革封面的巨着，我对书的理解与崇拜即来源于此。用俄语来表述，就是那些书对我来说“太吊胃口”了。然而，我第一次“读书”是听妈妈诵读爸爸翻译成俄语的英文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