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里，当然还有其他类型的富于创意的叙事，不依赖于宽带写作，这些叙事富于创意的程度依赖于叙事者日常生活的原创性。某一时刻我在杭州西湖的湖畔居三层露台看到晚霞，突然有了秋水浮云之感伤，于是与以往辉映宝俶塔的那种晚霞极不相同，不能名之为“宝俶流霞”。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而迅速变得更丰富了。但是市场化的生活，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毕竟主要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这样的生活，倾向于降低我们对生活的敏感性从而扼杀我们日常生活的原创性。

    陈昕是出版家并且是出版界的经济学家，以往三十年，他保持了对出版问题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敏感性。因此，在1980年代中后期和1990年代初中期，由他创立的“上海三联学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代经济学家旷野呐喊的大本营。21世纪以来，主要由他擘画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声势夺人，迅速取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堪称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四部丛刊”。正是在保持着对中国问题之敏感性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陈昕的书评是富于创意的。

    摩尔在1903年《伦理学原理》的结尾部分论证，友谊将成为能够通过理性检验的或许唯一的善，至少，是他所理解的善之最终归宿。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类型，友谊的必要条件是“可预期性”。事实上，我很难想象阴晴难测翻云覆雨的友谊。也因此，被毫无警觉地庸俗化了的施特劳斯派“政治”定义，即声称“政治就是划分敌友”，其实是混淆了政治家的长期信誉与政客的机会主义行为。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文革”期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端不可预期性。那时，友谊成为最奢侈的情感。今天，市场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大主导因素。友谊，仍是最奢侈的情感。

    在我的印象里，来自陈昕的友谊，虽长期不见面，却仍是可预期的。例如，若干年前“手撕汪丁丁”事件后，我致电陈昕，希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承担我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的出版发行工作，当即得到了陈昕的承诺。当然，我这一生始终保持着“边缘人”的身份，很少卷入任何类型的带有政治特点的学术活动。陈昕与我截然不同，职业使然，他不能完全摆脱却仍坚持独立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如此便很难坚持图书选择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据我观察或与我自己的性情相比，陈昕的性情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久而久之，各种学术流派都可预期于陈昕的，绝不是阿谀奉承、趋炎附势并且在形势突变时阳奉阴违、背信弃义，恰好相反，陈昕不能完全符合任何一派的要求，于是他只能被允许保持独立的身份，起着沟通各种学派、思潮的作用。

    因此，当我听到陈昕退休并辞去所有兼职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退隐对我而言寓意深远。这绝非是简单一篇关于陈昕书评选的序言可以写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