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出版人的“问题意识”
    陈昕嘱咐我给他的书写序。

    我借此写下了这些文字，以示向他及其上一辈的出版人致敬。

    我认识陈昕很早，虽然我们见面很少，但他在出版业的“传奇”经常耳闻。这些年来，他每每有新著出版都会送给我，阅读之余，自叹惭愧。迄今为止，他已留下近二百万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了他对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过程的所思、所想、所为。

    我常想，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中国出版业的重镇，当年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编辑和出版家，如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等人，也许今天可以说，陈昕是改革开放上海出版业所孕育的新一代出版家的杰出代表。他的经历是与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三十年中国出版业的几乎每个转型发展的关键点，都有他的声音和人影。他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探索者、践行者和见证人。

    这本书就是他其中的一个足印。

    这本书评选的文字是从他近百篇书评中选出来的，其中绝大多数书，都是他组稿，是他亲自担任编辑。这些文字，也记录了他编辑生涯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第一本财政补贴分析的著作，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金融理论的著作，第一本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资本流动的著作，等等。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新一代经济学家的成长，他是一个重要推手。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团结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以至学界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形成了一个“三联学派”。

    也许是经济学编辑出身的缘故，陈昕平日喜欢用数字说话，文字干净显白，发挥了文字最大化的边际效用。他的书评像他的人一样，没有酒气烟味，严谨，鲜明，较真。

    这些书评不仅是他编辑生涯的一个缩影，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他作为职业出版人的“问题意识”，特别是他们这一代摆脱“启蒙”狂热，自觉中国文化的心路历程。如今中国出版业真正有思考、有理想、有担当，并把理想付之行动的人不多，陈昕是其中的一个，我是这样认为的。

    想到书评，我忽然“害怕”起来，缘于在这个时代，书评及其书写者已经被“绑架”在营销的马车上，无法“洁身自好”了。资本挥动着鞭子抽打着书写者，读者则一不小心就会遭遇“绑票”，甚至“撕票”。

    书评作为一种独立的书写题材，有个基本的分类：虚构类作品和非虚构类作品的书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书评，对书评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虚构类作品的评论，有个学名叫文学评论。如果一定要给书评下个定义，就是一种以阅读为前提，由阅读作品本身直接激发的被动书写。或领悟、或启发，或声讨、或敬畏。

    写书评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向读者推荐好书，二是为了向作者致敬或声讨。前者是为读者写，往往要站在高处低下头；后者是为自己写，常常要站在低处抬起头。

    我以为，好的书评（仅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该是阅读的一种延续，应同时具备四种特质：一、要对书的主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给出答案；二、要洞察作者写作过程的思考进路和工具运用，并给出线索；三、要有能力点明一本书在所属领域、所处时代的位置和意义；四、所有的给出的答案和思考线索应当带有鲜明的立场和价值判断。陈昕的书评具备了这四种特质，我想，在中国经济学评论的经典文本中，陈昕自然会有他的席位，本书就是最好的“门票”。

    一篇好书评，一篇真正见功力的书评，应该是对经典的评论。经典就是由无数书评所累积建构起来的。当代许多的学术经典里有很大部分就是“书评”本身。中国的先贤的书写，大多是对经典的解读，按现代汉语表达，就是“书评”。

    写书评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出发点，一是写给作者看的（哪怕作者已经去世了），或者说是写给同道看的，这叫惺惺惜惺惺，好汉遇好汉；二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这叫内行看门道，知己知彼；三是写给大众看的，这叫外行看热闹，彼此彼此。这三种书评，是不同的境界，需要不同的能力。如果把书和书评人比作一场“恋爱秀”，那么，第一种书评是仅因为“爱情”而存在，永远是少数；第二种书评是为“婚姻”而存在，只需要责任；第三种书评是为“生理需求”而存在，等待的只是销售的高潮，且永远是绝大多数。也许这个分类和比喻并不恰当，陈昕可能也不会同意，但我认为他的书评介于上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

    当下，书评作为社会话语权的一种，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变异，网络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巨大黑洞，正在吞噬我们固有的书评阵地。所谓精英话语权的“令箭”，像“鸡毛”一样散落一地，众声喧哗中，读者无从掇拾。当话语权散入了寻常百姓家，其实意味着书评时代的结束，“速读”时代的开启。这是今天书评人和书本身的双重悲哀和尴尬处境。从这个角度看，陈昕书评集的出版显得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