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阅读与宽带写作
    我于1990年由夏威夷檀香山赴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不久，经沈昌文介绍结识了正在香港三联书店任职的陈昕。我是经济学家，陈昕当时已享有国内经济学家的“召集人”的名号。我和他几番长谈，有时在我租住的小屋，有时在他的办公室，颇有相见恨晚之感。1993年，陈昕邀请我参加他在上海每年举办一次的中国经济学家“年会”，并提前将参会者的论文悉数交我审阅。或许因为我预先审阅了全部论文，顺理成章，我也成为那次会议每一篇论文的评论人。陈昕主持的会议，保持了改革初期青年经济学家“圆桌会议”自由对话的风格。后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我拒绝或尽可能拒绝参加任何会议，因为这些会议大多或许早已沦为例行公事的仪式，根本没有不同生命体验的碰撞以及由此迸发的思想火花。大约十年前，我特意撰文探讨这一现象，标题是：“我们为何要开会？”

    其实，在现代社会，不仅开会成为问题，而且写作也成为问题。有感于互联网阅读与互联网写作，本世纪初，我为《读书》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宽带写作》，隐含着也探讨“阅读”问题。那篇文章发表了十年之后，王烁希望我为他主持的“英文阅读”微信群做一次“微演说”。于是，我拟定了标题：《宽带阅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它既改变阅读行为也改变写作行为。宽带网时代，阅读不再是作者对读者的单向叙事。每一位作者在写作时，不论他是否意识到，在德鲁克描述的“知识社会”里，他的作品必定要与其他人的作品竞争稀缺资源，即读者的“注意力”。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总可嵌入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三维理解框架。技术进步改变的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属于我们的物质生活，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即人对人的关系）与精神生活（即人对超越存在的关系）。以往的阅读，即由于宽带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普及而导致阅读方式改变之前的阅读，对读者而言，首先需要支付的是获取书籍的成本（查找、借阅、购买），其次需要支付的是用于读书的注意力之机会成本。获取书籍的成本，就人类文明史的长期趋势而言，是逐渐降低的，却仍足够高（显著地大于零），以致阅读的基本方式，自古以来，就是面对一部书籍，用心如熊十力先生描述的那样（以读者的全副生命体验去撞击文字），或不用心如茶余饭后浏览陈列于客厅的书籍那样（只是为了引出更有趣的话题）。关键是，面对一部而不是许多部书籍。这一方式，称为“作者对读者的单向叙事”。 

    陈昕在其2015年新著《数字网络环境下传统出版社的转型发展》中指出，传统出版社面临的新的时代，“边际成本趋于零”。也就是说，知识在社会中传播，边际成本可以忽略，因为它几乎是零。当然，知识传播的“零边际成本”方式是逐渐积累而成的。首先是互联网普及，大众的联网成本足够低。其次是网络写作普及，即大众的网络写作成本足够低从而普遍养成网络写作的习惯。第三是存储于数据网络中并由大规模智能搜索随时可得的知识，不仅有了足够大的量而且有了足够丰富的质。第四，我认为最关键，就是“宽带阅读”的习惯之普遍养成。就我自己而言，因为毕生自学，所以很早养成了宽带阅读习惯。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读书时，我习惯于将与主题相关的书籍尽可能多地从各楼层的书架上取来摊在我的书桌上，少则两个学派的思路，多则七八个学派的思路，埋首研读，整日不去，务求写完当天的综述笔记。我那时的阅读方式与后来我描写的“宽带阅读”，本质类似。

    宽带阅读方式，可以描述为：由于获取关于同一议题的不同思路的检索成本足够低，从而读者在阅读一本书的过程之中即可参照其他许多书并判断各种思路的优势与不足。在这一意义上说，宽带阅读或迟或早使读者获得综合与判断的能力而不再流俗于人云亦云的“宣传”。假如一位作者预先想象到这样的宽带阅读情境，或迟或早，他将改变以往的写作方式，从“单向叙事”改变为“创造性叙事”。就本质而言，单向叙事就是宣传，因为它并不预设读者对不同思路的综合与判断能力。与此相反的叙事不应称为“多向叙事”，因为同一作者在写作时不可能是“多向的”。虽然，宽带写作要求作者在写作时想到对同一主题不同思路可能提出的不同叙事并努力超越由所有这些叙事共同构成的“历史局限性”。由此而有的叙事，我认为，只能是创造性的。

    换一个角度观察上述过程，一位作者与他想象的读者之间，在创作过程之中形成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博弈关系，或许还是一种演化博弈的关系。通俗而言，如果作者假设读者是傻瓜或他的叙事使读者意识到被他想象为傻瓜，那么，他很可能失去这批读者。另一方面，如果作者假设读者过于高明，那么，他的叙事很可能转化为纯粹的学术探讨。虽然，学术纯粹的程度依赖于他与学术前沿之间的距离。

    总而言之，宽带写作必须预设宽带阅读，从而写作才不会被读者判断为“重复写作”。作者在多大程度上不再重复前人的叙事，他叙事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富于创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