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正影响着整个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演变。但是读懂中国不易，因为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盲人摸象的解读很多，有些人只看到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就认为这是中国的全部。要真正读懂中国，我们需要一种对中国的整体把握。基于经济标准的解读是一种总体把握，但不全面，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有没有什么概念能够更为全面地（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概括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呢？我个人认为比较全面的概念还是“文明型国家”。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首次提出并论述了这个概念，该书销量已达百万册，译成英文等外文出版后，反响也不错。这可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内外许多人或多或少地认同“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或者说他们对这种解读饶有兴趣。  

　　该书出版后不久，我与“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国模式和中美政治制度比较等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我的立论就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现在中国还处在复兴和崛起的初级阶段，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新型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当时正值“埃及之春”爆发不久，他认为中国可能也要经历“埃及之春”，我认为不可能，而“埃及之春”本身很快就会变成“埃及之冬”。我还谈到了美国政治改革比中国还要迫切，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一直在进行，而且已经融合了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许多元素，而美国的政治制度还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产物，如果改革不到位，今后选出的总统可能还不如小布什，美国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现在看来我的预测还是相当准确的。换言之，“文明型国家”这样的中国话语，可以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揭示中国崛起的一些规律，它有利于进行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和预测；同时也是外部世界能够听懂的中国话语，它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锋乃至胜出。

　　“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很难实现的愿景。

　　“文明型国家”的话语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中国崛起的性质和规律，而对这种性质和规律的解读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这么一个大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它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多。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文明型国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它认为中国崛起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身的许多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所形成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文明型国家”尊重其他所有文明，但它不可能也不愿意被其他文明同化，因为它的文明基因太强了，如果这样的国家要被全盘西化的话，它必定走向混乱、分裂乃至解体。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如果当初中国没有自己的坚持，而是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话，中国的命运不会比苏联和南斯拉夫好，国家大概也早就解体了。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即中国模式）而崛起的，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种国家的崛起只能是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文明型国家”是原创性的中国话语，它解构了西方话语关于中国的主流叙述，它有利于增进国人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利于促进国人和外部世界对中国和中国崛起的全面理解和整体把握，也有利于进行跨国的制度比较、评估和预测。本书探讨了“文明型国家”的概念、特征、模式、制度和理念等主题，也论述了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政治话语范式的转变、“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等。但愿本书对所有致力于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人士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