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社会的生命力起着重要作用的是销赃者——非法财产的接收者。通过后街的小典当商、市场上的商贩、中间人群伙，几乎没有什么是处理不掉的，还有少数真正的大销赃者时常会策划或唆使重大的抢劫活动。 这个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这类人物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就是伟大而传奇的伊基·所罗门斯，他住在斯皮特尔菲尔德中心地带一栋充满暗门和密室的房子里。 所罗门斯差不多就是狄更斯《雾都孤儿》中教唆犯的原型，在他最终落网之后，警察首次从他家里运出两马车的偷窃之物，后来至少又运了两次才清除了那里所有的掠劫物。 

    盗贼、入室掠劫犯和顺手牵羊之徒当然是戴着防护手套工作的。他们的活动至今仍如同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那般生气勃勃，而在莫里亚蒂的时代，他们在犯罪集团的等级上占据高位。顺手牵羊的小偷是特别奸诈的一群人，擅长挑选时机窜人一扇敞开的窗户，或沉迷于“区域潜水”的勾当——闪进带有台阶的房子中的各层区域，直到地下室，有什么拿什么，然后迅速逃离。 瞌睡行窃者和他们属于同一类人，他们会相当仔细地谋划一番，佯装成体面的生意人，待在高档酒店里，与其他宾客混作一团，目的是选中最佳受害对象，然后在他们睡觉的时候行窃——即瞌睡之际。   

    盗贼和入室掠劫犯也许是最为老奸巨猾的小偷了，他们配备了整套工具和切割设备，从万能钥匙到跳人玩具盒——或者叫螺旋千斤顶——具体选用什么要视保险箱门的状况而定。世纪末以前，在炸药和氧乙炔切割装置的使用方面，这些先生们都是行家。 

    这类小偷当然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职业，采用精湛的手段，进行充分的准备。一八五五年发生的大型列车抢劫案是最为鲜明的一个范例，也许是十九世纪最骇人听闻的行窃事件，显然可以与一九六三年的特大火车掠劫案相匹敌。总额超过一万两千英镑的黄金和货币——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在从伦敦到巴黎的运送途中被盗。 

    制造那次大案的那些罪犯中，皮尔斯和埃加都是盗窃专家，泰斯特是铁路员工，他们花费了一年时间策划这起犯罪活动，竭尽全力收集信息，了解到伦敦至福克斯通客运列车上装载着金条，他们贿赂了车上的警卫，获得了三把复制钥匙，可以打开运送金条的“丘伯”牌保险箱。 

    这起犯罪活动策划得天衣无缝。皮尔斯和埃加把铅弹丸缝进了包的特殊口袋里，又把包带到了火车上。通过那个受贿的警卫，他们到达了警卫车厢，打开保险箱，拿走金条，用铅取而代之。 罪犯最终落网的方式极为典型。埃加的夫人，怀疑自己得不到应有的份额，因而举报了他们。 如果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家是不安全之地，难免遭遇窃劫，那么大街上同样是危险重重。到目前为止，为数最多的犯罪分子都是在街上作恶，其中很多是扒手，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网扰着我们，公共场所的警示标志就是证明。我很怀疑，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人是否需要什么警示，因为狡猾的匪徒，阔凿、刮舀]一具，以及他们在赌场筹码管理员中的共犯，就淹没在人群中，在地下，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也许，正是由于他们的繁生，哈夫洛克·埃利斯在一八九。年出版的《罪犯》一书中用一章介绍了犯罪行话，其中有一段。以小偷自己的话描述了扒手的生活： “我漫步在小教区一个十足的贫民区里，”他说，“这时我撞上了一个摇摆汉，炫着一只红色斯兰。我打断了他的杰里，剔除了那口钟，是红色的。可我被一个条子看见了，他抓住我，拖拉到法官面前。我得了六个觉在斯第尔。一个礼拜以后，我被驱逐出来，又在圣·保罗那里抢了一次，被捕以后，押往监狱，得了这七点刑期。”翻译如下： “当我走在怀特教区一条狭窄的巷子里时，我撞上了一个醉鬼，他有一只金色的挂表。我偷了他的金表，却被一名警察发现。他抓住了我，把我带到地方法官那里，法官判我在巴斯蒂尔(科德巴斯地区的管教所)待了六个月。被释放以后，我企图在圣·保罗偷取一只表，再次被捕，定罪，被判处七年劳役拘禁。” 街道上也不乏欺诈拐骗犯，通常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施行一些简单的伎俩，比如假装发现一枚金戒指，只以五先令的价格出售(这被称为半送半卖)，甚至是小孩子对着一只砸碎的牛奶壶哭泣，好心人就成了最佳受害对象。乞讨同样也成了一种复杂而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 敲诈、投机和一般意义上的踩点是幽暗街道上极为常见的犯罪行为。在世纪中叶，循规蹈矩的伦敦人对绞脖犯深为恐惧，这些人会先把受害者掐到失去知觉，再对他们进行劫掠。唯有采用包括鞭笞在内的重刑，外加强化警力和街灯，政府才将这场时疫推向终结。 然而，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也不安全，因为有持凶器者和各式各样的骗子——坑、蒙、拐、骗，他们正是当今大街小巷和警察档案中所有行骗分子的先驱。 还有其他在幕后施展花招的坏蛋：伪造者，制假者(造币人)，以及马路画家，还有那些撰写虚假人物介绍和证明书的人。莫里亚蒂的时代就是他们的全盛期，任何东西都可以伪造，从文件到银行支票到货币和珠宝摆设，在狭小而简陋的贼窝里，或装备着模具、压板、雕刻刀具和电镀设备的专业工作室里被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