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转眼之间，我已从一个文学少年步入花甲老人之列。我自幼好读书，小学五年级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第一篇作文，后来又舞文弄墨，在五十年中发表了1200万字，灯下回顾笔耕生涯中的种种往事，不由百感交集，心潮起伏……

    我的父母都与文学无缘，他们本想让儿子长大后搞金融，但我在百日那天抓阉，竟舍近求远去抓了一本书。幼年受姑苏吴曲软语的熏陶，迷上了评弹，评弹让我爱上了文学，我六七岁时学会捏橡皮泥编故事，编的第一个故事是《五鬼剑侠传》。初中二年级担任校刊“朝阳花”初中组负责人，初三时被《青年报》聘为特约通讯员。“文革”中进了翻砂厂，在工作间隙背诵《唐诗三百首》，因为当时唐诗也列入“四旧”，我只得每天将一首诗抄在一张小纸上，放在手心中悄悄默背。

    经历48篇退稿的挫折，终于在1973年《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首小诗。后来投在章培恒先生（他当时还是讲师）门下做弟子，每两周去章先生溧阳路寓所读文史，前后三年。章先生让我选读《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传记，直版本，没标点，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三年后章先生才告我，一是让我熟悉古文断句，写文章首先要打好古文基础，文字才能简洁；二是“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隔代修史，这样的史实才比较接近客观真相，而精通古代史对学习中国文学很有帮助。   

    我在“十年动乱”结束后，考进了即将复刊的《新民晚报》，记得当时参加座谈会的年轻人，出身书香门第的居多，还有不少人是新闻工作者的子女，我口拙，不善于表达，轮到我发言，我从包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剪报簿，打开来，是我初中二年级（1965年）剪贴下来的《新民晚报》副刊文章，大约有三五十篇，考官有点吃惊，后来成为我恩师的冯英子先生告诉我，赵超构社长对你很赞赏。我经过现场考试与现场采访，1981年九月初顺利进入新闻单位，先当社会新闻记者，后在副刊部执编“夜光杯”。1986年晚报扩版，总编辑让各人自荐新设版面，我因迷恋读书，便提议办一个“读书乐”专版。经论证，“读书乐”在1986年创刊。我从此奔走于名家教授之寓所，先后组到柯灵、徐中玉、施蛰存、罗竹风、赵家壁、郑逸梅、苏步青、陈从周、贾植芳、蒋星煜、王元化、于伶、秦瘦鸥、谈家桢、谭其骧等各界知名人士的稿子，后又走南闯北，组到秦牧、唐弢、王瑶、于光远、曾彦修、周而复、臧克家、唐圭璋、章克标、陈学昭、冯其庸、廖沫沙、冯亦代、陈荒煤、张光年等600余位名家稿件。在组稿中，我认识到民国文人学贯中西的文学才华，这对我后来从事写作启迪甚多。

    我当时的本职工作是编辑，因此自己的业余爱好放在晚上九点之后，每晚坚持读书写作3小时，至凌晨睡觉，早晨5时起身后再写作，为了笔耕，每天只睡4至5个小时，并坚持了约25年。

    我年轻时兴趣广泛，后来学邹韬奋先生开设“生活信箱”，自己也在报上设了一个“书友茶座”，读者来信从天南地北飞来，一天最多时约50多封，六年中用“米舒”（迷书）的笔名为10000多名读者复信与购书，于1993年获上海市首届韬奋新闻奖。我自35岁后，几乎每年完成两至三部书稿，在年届花甲之年，已出版62本专著，并主编了《百位名家谈读书》《我的书斋》《影响我人生的第一本书》《我的第一本书》《大侠与名探》等120本丛书。

    早在10年前，有出版社愿为我出版文集，我的挚友温世仁先生是台湾新经济创始人之一，他愿为英业达集团员工与武侠爱好者购买300套文丛，但我婉言谢绝了。原因之一，因为在我心目中，只有鲁迅、巴金、茅盾这样的文学大家才够格出版文集；二是企业家为员工购书，获书者未必痴迷读书，更非书迷，一旦束之高阁，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十年过去了，去年书展又有好些读者拿了我已出版的30多本书来签名，并建议我出一套总结性丛书，我考虑再三，决定仿胡适先生出一套《米舒文存》。

    文章能流传青史而长存人间，依我拙见，并非某位领导一言论定，也非作者位居高职，更不是用金钱购买而显赫一时。文章的价值在于它本身的质量，好书是要经得起流传的，广大读者才是长寿书的评判员。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写出了“三言”，但他一生坎坷，在《明史·文苑传》中也未列其中，而“三言”却是中国古典小说最早进入欧洲文坛的第一部。故胡适取“文存”二字，依我推想，一是他的谦逊，二是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文章才能长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