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涌现出一大批关于巨型虫的影片——《它们！》，《末日的开始》，《致命的螳螂》，等等。随着此类电影的不断发展，几乎可以肯定，这些丑陋的巨型怪物其实就是在新墨西哥州以及偏远的太平洋环礁区域进行的原子弹试验的产物(最近的电影《派对海滩的恐惧》，可以添加一个副标题：《海滩上演的末日战争》，罪魁祸首是核反应堆的废料)。总的来看，这些巨型虫电影无一例外地沿用同一套路，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表现了整个国家对曼哈顿计划所预示的新世纪的恐惧。随后，电影《我是一个小狼孩》的出现，标志着新一代“少年”恐怖片的诞生，而史诗《外太空的小访客》和《陨星怪物》则将这一主题推向了巅峰。《我是一个小狼孩》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史蒂夫·麦昆的没有胡须的人，在一群小朋友的帮助下，与一种称为“果子冻”的变异物种展开一场恶战。在那个年代，每一家周刊至少都会登载一篇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少年恐怖电影反映了全国人民对萌芽状态下的青少年反叛运动的担忧。当你在屏幕上看见迈克尔·兰顿变身为一个穿着中学字母校服的狼孩，你立刻联想起你的女儿，担心此时跟她约会的那个开着大马力跑车的家伙也是一个狼孩。对于年轻人来说(我那时也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有切身经历)，美国国际电影公司在其租用的制片厂里生产出的怪物，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某个比他们自己还要丑陋的生物。和《我是一个少年弗兰肯斯坦？》中那个曾经是中学生的走路踉跄的鬼怪相比，脸上那些青春疙瘩豆又算得上什么呢？这个系列的电影同时也表达了青少年内心的感受：他们受到了父母、长辈的愚弄和贬低，这是不公正的；他们的父母“根本不理解”他们。那些电影极具公式化(无论是否改编成了电影，恐怖小说也大都如此)，很明显，那种固定的模式表现了一代人的偏执和妄想——毫无疑问，部分的原因归咎于他们父母亲阅读的文章。在电影中，某种可怕的浑身长满疣状赘生物的东西正威胁到埃尔姆斯韦尔。孩子们知道，因为，飞碟已经在情人巷附近降落。在第一集中，那个长疣的怪物袭击了一辆小型运货车，杀死了上面的一个老人(不负众望，老头这一角色再次由小伊利沙·库克扮演)。在接下来的三集中，孩子们试图说服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相信，那个怪物的确已经潜入。“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把你们全部关起来，因为你们违反了宵禁令！”埃尔姆斯韦尔警察局局长冲孩子们高声嚷道。紧接着，怪物悄悄地进人大街，所到之处，皆成废墟。最后，多亏了足智多谋的孩子们，怪物才得以被消灭。当演职员表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孩子们正聚集在一家他们喜欢的场所，尽情地喝着巧克力麦芽酒，跳着吉特巴舞。可惜，音乐不够经典。 

    在一个系列中，感情的宣泄就有三次独立的机会——对于一批通常十天内制作完成的低成本电影来说，算是不错了。可是，因为那些电影的编剧、制片和导演刻意追求那种效果，结果，反而失败了。恐怖故事存在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节点上，那里，意象和寓意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而且，具有排山倒海之效应。在《我是一个小狼孩》和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发条橙》之间，在《少年魔鬼》。和布莱恩德·帕尔马的《魔女卡丽》之间，存在着直接进化、演变的关系。 

    伟大的惊悚小说大都富有某种寓意，有的时候，寓意是作者的刻意所为，像《动物农场》和《1984》；有的时候，它是不经意间发生的——J·R·R·托尔金一遍遍地发誓说，魔都的黑暗之王绝不是乔装打扮的希特勒，可是，此类主题的评论和论文如雨后春笋……正如鲍勃·迪伦所说，一旦拥有了刀和叉，你总得找点儿什么切一下、割一下。 

    爱德华·阿尔比、斯坦贝克、加缪、福克纳等人的作品——涉及忧虑和死亡，有时也有恐惧，但是，通常，这些主流作家采用的是更为常见、更为贴近现实生活的创作手法。他们作品的背景局限在理性世界的范围之内，他们创作的是些“可能发生”的故事。他们乘坐的地铁，穿行于外部的世界。还有另一些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又是福克纳，以及诗人T·S·艾略特、西尔维亚·普拉斯和安妮·塞克斯顿——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无意识之地。他们乘坐的地铁，驶进了心底的世界。然而，对于恐怖作家而言，如果他已经做足了准备，差不多可以说，他始终处于连接以上两个世界的中间地带。当他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似梦似醒的诡异感觉，那个时候，时空在拉伸，在扭曲，我们捕捉到了某些声音，可又无法辨别准确的意思和意图，我们的梦幻仿佛现实，而现实却仿佛噩梦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