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在这个过程里哪些地方是让译者觉得特别有挑战的？

　　蔡海燕：比如一句诗，无论是英文原文，还是翻译成中文，个人都有不同的体悟。我和马鸣谦在线上讨论，有的时候争论得彻夜不眠，晚上做梦我都会梦见那首诗。

　　这个过程也让我发现，对一首诗的理解真的是通过讨论才会更加透彻、全面。个人读一首诗是有思维定式的。

　　南都：译诗以什么为标准呢？

　　蔡海燕：以准确为标准。在英文里，奥登是以晦涩著称的。对于这样晦涩的诗人，加注释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从小读的书真的很杂很多，如果不做注释，一些亮点可能会被读者忽略。他喜欢用典，你想想艾略特的《荒原》，他也算是和艾略特一个路子的。

　　南都：所以在翻译过程里，注释这部分下了很大功夫。

　　蔡海燕：对。《奥登诗选》出版后，我把书寄给门德尔松教授。他说虽然看不懂中文，但看到那么多注释他就放心了。

　　奥登晚期诗歌的尝试与变化

　　南都：今年出版的《奥登诗选1947- 1973》是他1947年以后的创作。这部分和上部分诗集在风格和语言上有什么不同？

　　蔡海燕：举个简单的例子。奥登刚到美国时写了一首诗叫《1939年9月1日》。但是他后期的诗歌，取的题目诸如《60岁的开场弊》。以前他还以年份为标题，到后来他更关注自身了。毕竟西方有“奥登一代”、“粉红三十年代”之说，早期的奥登更关注的是政治。在后期的诗歌里，你会看到他对自我、身体、感官等方面的关注。

　　南都：后期的诗在体裁和形式上有变化吗？既然奥登说大诗人要不断进步？

　　蔡海燕：他尝试了各种诗体。在后期，三行的俳句形式的诗歌出现得更多了。年轻时雄心勃勃，写下的长诗也比较多，比如《新年书简》、《致拜伦勋爵的信》，这些都是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早期写下的，后期看不到这样的长诗。取而代之的是以众多短诗组成的组诗，从多个角度去探讨同一个问题。

　　南都：你在《序跋集》序言里称奥登为“亲爱的A先生”。为什么这样叫他呢？


　　蔡海燕：算是对奥登的模仿吧。奥登称呼歌德为“亲爱的G先生”。这也涉及到我个人。我大概是从2004年开始接触到奥登，硕士论文写的是奥登的“振救主题”，因为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1926年，读到T·S·艾略特的《荒原》，他说以前的诗都可以扔掉了，他找到新的方向了，这个方向就是艾略特。可以说奥登是模仿艾略特的。所以他那个时期对于人类处境的认识，带有艾略特的痕迹。

　　他也强调振救，当然他的振救在早期并不是艾略特的宗教式的振救，更多地强调行动力。博士论文我写的是他的乌托邦倾向。这个词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误解，乌托邦本身是一个被人用滥的词。

　　2004年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做奥登到现在也十来年了，这段时期刚好是我对生活慢慢形成一定认识的时期，奥登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就是爱和善。奥登很正义，很有爱，他永远对一切都有怀疑精神，所以他要求不断进步。这些对于生活会有指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