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州河南岸租界虽已成“一座孤岛，一片为荒凉、恐怖和野蛮围困的绿洲”，但仍相对安全，华界工商业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难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因此，租界工商业不减反增，一度出现所谓“畸形繁荣”。据统计，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厂仅442家，1938年底激增至4，707家，1939年又新增1，705家。其他诸如进出口业、百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等也大都呈扩张之势，获利倍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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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这样艰难、危险的处境下，上海虽然也出现过“投敌者”，以及“为了单纯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种种妥协”，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争。华界沦陷之后，日本人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寻找所谓“合作者”，但他们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负责占领区民间事务的日本特务部只得去台湾招徕几个恶棍到上海市伪政府里充数，并从冒险家、秘密社会和犯罪团伙中发展势力。汪伪汉奸就曾企图说服郑振铎出任主持文化工作的伪职，并送上巨额支票加以收买，郑痛斥游说他的汉奸，将支票当面撕毁；现代出版巨擘张元济宁可卖房鬻书度日，也决不与敌伪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历史学家吕思勉凛然面对日伪利诱恐吓，并以“夜猫”、“六庸”等笔名发表《武士的悲哀》、《眼前的奇迹》等文论，以明心迹；1942年夏，日本宪兵先后数次逮捕中华职业教育社留沪负责人姚惠泉，企图破坏抗日地下组织及文化界人士的抗日活动，姚惠泉受尽折磨，却始终不屈；抗战时期辗转沪港两地的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蓄须明志，靠卖画甚至质典度日，汉奸褚民谊亲至梅宅相逼，梅兰芳不惜自损身体，也坚决不为日伪当局演出；日伪当局逼迫圆瑛法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拒绝后，日军对圆瑛法师毒打利诱，法师专心打坐念佛，使日军毫无办法；1945年4月19日李健吾被捕，在狱中被折磨成“一个哀求着死亡的肉体”，但始终“拒绝说出任何名字”。类似的事例，在当年的上海可谓不胜枚举。这说明上海虽沦陷，但道德正气无所不在。这是与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抗战，一种不屈服于厄运的坚忍抵抗，这种抗争一直坚持到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中的上海，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场域。自开埠以来，上海一市三制，各方之间的利益博弈从未停止过。“一·二八”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随着上海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国际关系格局的剧烈变迁，上海又形成许多新的尖锐矛盾。据魏斐德的研究，这些新的矛盾主要有六对，包括西方列强（英、美、法）与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强与中国关于治外法权的矛盾，西方侨民与在沪日侨的矛盾，日本军队与中国游击队的矛盾，上海本地犯罪组织与来自朝鲜和台湾地区犯罪组织的矛盾，分别忠于重庆和汪政权的特工之间的矛盾。此外，至少还有轴心国内部的尔虞我诈。这些新的矛盾，再加上既有的矛盾，彼此交织，诡谲多变，使上海的这段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有经济角力，有观念与权益之争，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明争，有暗战，有不屈，也有阴谋与背叛，可以说二战中的上海展开的就是一场全球仅见的微型世界大战。 

    本书分上中下三篇讲述二战中的上海，就是希望从更深广的角度认识和理解这种复杂性，以及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二战中的特殊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