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上一部是2005年出版的《后悔录》，更上一部是1996年出版的《耳光响亮》。每部之间，相隔若十年。十年出一部长篇，在这个一切皆“快”的时代，确实有懒惰的嫌疑。但是，我喜欢十年一部长篇小说的节奏，原因是我需要这么一个时段，让上一部长篇小说得以生长，而不想在它出生后不久，就用自己的新长篇把它淹没。本人认为，写长篇就像种树，它需要“养护”，需要够多的肥料、阳光、雨露，以及风霜盼滋润和折磨。必须申明，我不是在故意模仿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长，真要模仿也得先模仿他每天吃着隔夜稀饭写作。时长不能证明作品的质量，大把天才作家几十天就能写出传世之作。然而，在人人趋“快”的时候，总得有那么一两个懒汉站出来，拉低大家的速度，以求一个合理的平均值。往贬义上说这是为偷懒寻找借口，往褒义上说这是在“等等灵魂”。

    2013年5月，我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就像写《没有语言的生活》时那样，我在写下第一行之后，便开始在书房里徘徊。这是一种写作习惯，也是不自信的表现。我总觉得马上下笔，肯定会把这部作品写砸，总觉得构思还不够精妙，主题还不够深刻，故事还不够震撼。这么犹豫着，犹豫着，一星期过去了。这是我徘徊的时间极限，如果一周时间还没徘徊出新的灵感，还没徘徊出新的想法，那就必须硬着头皮往下写了。好在这一周没有白费，许多新主意“咕咚咕咚”地冒出来，它们坚定了我写作的决心。尽管有的想法在后来的写作中根本用不上，但它们就像充足的弹药，一度给了我胜利的信心。

    二十多年前，我的写作姿势是埋着头往前冲，可以称得上“不顾一切”。那时候，不在乎词语的重复，不在乎逻辑的混乱，也不管人物的行为是否前后统一，有的是一股猛劲，靠的是激情和灵感，也可以说是元气。但是现在，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犹豫，变得越来越难，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言：“每一本书都比前一本难写，文学进程越来越复杂了。”过去我写完一个段落最多看两三遍，便接着往下，直到小说完成再回头看一遍。现在，我写完一个段落，至少看十遍，有的甚至二十遍，才敢往下写。原因是我想找更准确的词语，想找更牛X的细节，甚至我还有写作禁忌，那就是尽量不让下一行的标点符号对住上一行的标点符号。若是两行的标点符号对上了，看上去就像写诗歌，也破坏版面的关感。这个禁忌带来的好处，就是每当两行的标点符号一对上，栽就得调整句子的长短，这种调整往往能让我找到更恰当的字词。有时调来调去，就觉得自己“神经过敏”，但我相信每个写作者都需要这种气质，越神经过敏越有可能写出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