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繁花》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此之前这部小说已经获奖无数，被誉为“文坛黑马”，引起文坛轰动。评论人刘汀认为，《繁花》所引起的一系列话题，与当下中国文学的自身的“城市化”相关，更与文学如何讲述中国这一大命题紧密相关。在金宇澄笔下，“上海”通过物与欲的自诉复活，“语言的上海”和“言语的上海”统一在一个文本之中。他让文学中的“上海”回到了本体，不再采用上海/中国的二元立场叙述历史。《繁花》的身后凝聚着近百年的海派文学传统，通过“回到传统”实现先锋式写作，与已有小说形成了距离。

    2012年，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继九十年代王安忆的《长恨歌》之后，又一次把文学中的上海，推举成一个人人谈论的事件，以致某段时间内文学圈和评论圈几乎人人谈《繁花》，文文涉上海。近日，《繁花》又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的辐射效应，显然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对它的评论和研究，也会随之更加深入和广泛。

    《繁花》对上海叙事的传统而言，有横空出世的意味，它并不在人们的期待之中，是一个意外。即使作者金宇澄本人，最初写作这部书也不过是在网络上连载，与网友互动。他动机不是要立志“写上海”，只是想作为一个“上海爷叔”跟年轻人讲讲曾经的上海和上海生活。世事多如此，无心插柳柳成荫，《繁花》的出现重新激活了上海叙事，让这个几乎呈现式微的传统焕发了新的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说，《繁花》在接续了上海叙事的传统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胀破了这一传统，建构起一个在几个层面上自足自洽的文本。《繁花》所引起的诸如方言如何进入写作、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城市小说、当代的上海故事该如何讲述等话题，与当下中国文学的自身的“城市化”相关，更与文学如何讲述中国这一大命题紧密相关。

    从“物”到“欲”

    《繁花》是一部纯粹的城市小说，金宇澄曾在访谈中说：“要我正经地讲，《繁花》的起因，是向这座伟大的城市致敬。”对“物”的迷恋和书写，是上海故事的“标配”，《繁花》自不例外。“繁花”之名已是物象，叙述中凡涉及物的，从不一笔带过，而是尽力描摹，小说中的书、邮票、钢琴、电影海报、明信片以及日常生活里的各种居家之物，一起构成了一座上海的“物件博物馆”。金宇澄所描绘的物繁复无数，上至洋房花园，下到锅碗瓢盆，它们既是时代的遗存和表征，但更是和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要素。但和一般描写上海的小说不同的是，《繁花》并不是惯常上海叙事中的“怀旧”，它是“复活”，让这些“物”自己诉说故事。

    《繁花》中的物不但具有本体性，还具有象征意义，金宇澄显然并不甘心只是建造一个“物件博物馆”，他还在成千上万的物的细节之中，暗藏了一些象征物。比如阿宝与蓓蒂去“伟民”换邮票一段，金宇澄随心所欲地铺陈开来，大讲各种邮票的样式。但这些看似无意的描述，却暗藏着作者的心机。比如写蓓蒂六调二，用阿宝送的儿童邮票换了一张哥伦比亚美女票，一枚法国皇后丝网印刷票。“路易十六黄浩，气质国人，玄色长裙，斜靠黄金宝座，据说皇后因为克夫，最终推上断头台，机器一响，头滚到箩筐里，阿宝深感不祥。蓓蒂说，优雅吧，就算去死，皇后也美丽。”暗示了蓓蒂在“文革”中死去的命运。而蓓蒂与阿婆变为金鱼和汪小姐怀上怪胎，这两处超常的魔幻结局，则如撬动地球的杠杆，把两个时代勾连起来。六十年代的魔幻（诗意地变为金鱼，回到大海）和九十年代的魔幻（用尽心机，怀上怪胎），让整部书超越了单纯的有关物的描绘，也真正破解了有关上海叙述的“怀旧”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