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协定”实际上是多种矛盾妥协的产物，不论从政治，还是军事上说，都不能视为上海抗战应有的或完好的结局。首先在中国方面。国民党当局之主体政策是反共内战，将大部分军队置于江西“剿共”前线，对日本作战的兵力和后备兵力十分有限。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首脑根本就没有对日作战的决心和精神准备，事变之前不惜退让，力求妥协；事发之后被迫应付，举棋不定，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企图通过国际斡旋，平息事态。其次是国际方面。上海是国际大都会和各国在华利益的聚集地，这与东北不同。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不可避免地直接侵害到其他列强的权益，引起西方各国的不满和抗议。所以，事变伊始，各国就出面“调停”。不言自明，这种“调停”根本不可能是国际正义的伸张，而只能是照顾各个列强权益基础上的妥协。其三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近代天皇制度赋予“军部”超越其他的权力。“军部”动辄以“统帅权独立”的旗号控制或整垮内阁。３０年代以军部为中心的法西斯右翼势力反对“协调外交”，主张与英美对抗，积极推进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从而不断引发日本在政策上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和占领东北，颇受天皇“嘉许”。海军不甘落后，并妒忌陆军的“成功”而发动了上海事变。但是，日本政府担心与英美关系恶化和在国际上被进一步孤立，主张“就地解决”，接受国际“调停”。淞沪协定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统治集团的矛盾。５月１５日，日本右翼法西斯组织发动政变，暗杀了内阁首相犬养毅等重臣。

    摘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作者： 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