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东，对于读者来说还是小说新手，实际上，却已经是一位文坛“老人”了。举目一看，文坛到处是她的熟人：施蛰存是她的“施爸”，张充和是她的“姨妈”，巴金是她的“老巴金”，李泽厚、夏志清、刘再复是她的忘年交，阎连科是她新作最早的大陆读者。这些我们在书本里才能亲近的“大人物”，都与她有过真实而密切的来往。章小东家学深厚，她的父亲靳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创作甚丰的作家、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师，更是一位了不起名的编辑家。1934年他与郑振铎合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杂志《文学季刊》。（曹禺的《雷雨》就是在他的推荐下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1957年，他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大型文学刊物，为其命名《收获》，并邀巴金共同主编。在章小东的笔下，父亲靳以温和敦厚，对学生和年轻人爱护有加。也正因为如此，章家总是名人云集，青年才俊往来不绝。尽管父亲靳以在章小东幼年就早早离世，章家又经历十年动乱，知交零落，但家学传统一直都深深烙印在小东心里。

    正因如此，生长于特殊时代的章小东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耳闻目睹记录在小说《火烧经》里。由于家庭的关系，她经历了从天堂坠入炼狱的苦痛经历--原本父亲声名卓著，母亲出身富庶，她的童年幸福而安逸。父母洋派的生活方式留给她许多浪漫而美丽的记忆，好婆、小娘娘、干妈、保姆们的宠爱给予她无限温馨，无数名流在她家往来不绝，又给了她一般人不能企及的见识。然而，父亲去世，动乱开始，家道中落，世情冷暖一下子赤裸地展现在她的面前，眼见善良的受迫害，为恶的畅行无阻，敦厚的被侮辱，恩将仇报的称霸一时，世界在她眼前濒临崩溃。所有这些，在《火烧经》当中都有真实到近乎残忍的书写。同样也是因为她身份的特殊，她亲眼见证了她身边同伴们颠沛流离的遭际。这些本该无忧无虑的孩子，一朝树倒猢狲散，各自境遇皆有不同，用章小东在《火烧经》里的话说，她的眼睛就像一台相机，把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他们有的从“上只角”流落到“下只角”，一生都想着翻盘；有的阴错阳差到了远离尘寰之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蛮人”；有的远赴边境，在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中沦落到与禽兽为伍；有的沉溺于残忍暴行不能自拔；有的在荒诞的世界里荒诞地死去……很少有这样一部作品，能够以这样宽广的视角，展示那个特殊的时代，同时却完全依托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都要得益于章小东特别的身份和经历。

    尽管章小东八十年代末就去了美国，但是她与自己的文学故乡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就此中断。初到美国，她在一家华人报社当记者、编辑和排版。五年以后，她学习电脑技术，接着在一家电力设计公司工作了十年。这份工作看来与文学关系不大，但章小东一直在暗自用功，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她就在国内外的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散文，她的文章散见于《联合报》、《中央日报》、《传记文学》、《明报月刊》、 《香港文学》、《大公报》、《世界日报》、《十月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新民晚报》，等等。在其中的很多文章中，她深情追忆了自己的文坛老友们。虽说她远在异乡，与他们很难相见，甚至她所记述的对象与她早已阴阳两隔，她还是在这些文章里勾勒出一个鲜活的“昨日的世界”。在书信体的作品《尺素集》里，章小东将那些对于我们来说伟大而陌生的名字再次还原成实在的真人，他们性格各异，各有各的可爱。她讲曹禺：“我在北京见到曹禺，曹禺飞一样地跑过来，喊一声'我的孩子'，把我抱在怀里。我在心里说：我的万叔叔。”她讲巴金：“你（巴金）坐在门厅里大笑起来，你说：'门卫打电话进来，我一听就知道你，只有你才能做得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我听了不搭腔，只是一个劲地嚷嚷：'热煞啦，热煞啦，让我先去冲个冷水澡，我浑身是汗……'你连忙说：'有热水的，不要贪凉感冒……'”她讲张充和：“你（张充和）还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父亲在听你唱戏的时候，你还没有哭，父亲倒哭出声来了，就好像自己也是戏中的人一样。难怪我在2004年，第一次到耶鲁拜访你的时候，你抱着我和我的儿子看了又看说：'小东，以后不要叫我张先生，就叫我姨妈……'”她讲聂华苓：“你（聂华苓）一提到你的丈夫，声音立刻变得温柔起来。你指着一张安格尔和一位法国作家的合影说：'你们看，这两双手，法国人的线条是那么柔软，而Paul则是这样的坚硬、有力度。'你一边说，一边抚摸了一下照片里的双手，又效仿照片，做了一个两手合握的动作。”她讲莫言：“……你（莫言）坐在那里，两只不大的眼睛透过落地玻璃门，久久地注视着户外的景象。终于你站起身来，打开玻璃门，踱入我的院子里。外面有些阴冷，我抓起你的外套跟了出来。我看到你西装革履皮鞋铮亮，笔笔挺的站立在院子的当中，两只脚一踏上泥土地，就好像接上了地气，立刻活泛起来。你对着土地说：'多好啊！'”《尺素集》还原那些文学史上赫赫有名人物背后的真实，完成个体化的生命记实；其中既有不为人知的文坛秘闻，也有章小东独到的观察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