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之前，当出版人要求我替我丈夫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写序的时候，我就想要对该书编撰曾经给与帮助的人们表示谢意，不过所应列举的人名可能数以百计。这些人从元帅，到士兵，还有教授、学人和朋友，那都是贝西尔(Basil)在他的积极研究生活中所曾经接触过的。(译注：贝西尔为李德-哈特的首名（First name)在贝西尔的《回忆录》(Memoirs)的自序中，他曾经这样地写道：“回忆录，在其最快乐的方面，就是一种友谊的记录——而在这一方面我非常的幸运。”本书也同样的受到此种友谊的恩惠。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贝西尔就养成了一种对竞技比赛(Games)和竞技战术的爱好，也保存着关于它们的记录和剪报。在航空时代的初期，飞机驾驶员成了他在学童年龄时的英雄，他对他们也是保存着同样的记录。在其一生当中，这种习惯都一直维持不变，又因为他的兴趣日益广泛，所以到了临终时，他遗留下来了几十万件的剪报、信件、备忘录、小册子等等，其所包括的主题从装甲战争到衣服的流行样式。以后，他又用日记的方式，或是他自己所称的“谈话记录”(Talk Notes)方式，来记录他对于某些特别感到兴趣的问题所作的讨论，通常都是在讨论之后就立即加以记录的。
    他在第二次大战之后所写的第一本书为《山的那一边》(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那就是他和某些在英国的战俘——德国将军们的谈话记录。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其战前著作的读者，并且很想和他讨论他们的战役。在1963年12月，他曾以回顾的心情，写了一条札记，其命题是“我为什么和怎样写这一本书的解释”，其中解释他为什么对于此种记录感到如此重视的理由。他说：当我在1920年和l930年代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料时，我才开始认识由于具有独立和史学观念的研究者未能确定和记录那些军事领袖们在当时的安际想法(作为一种事后回忆的核对)，遂使历史的研究受到了莫大的阻碍。因为那是非常明显的，凡是参加重大事件的人．其事后的回忆总是不免有掩饰或歪曲之处，而时间愈久则程度也就愈深。尤有甚者，官方的文件不特常常不足以显示其真正的意见和目的，有时甚至于还故意用来掩饰它们。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访问英国和同盟国指挥官们的时候，我对于和他们的讨论，总是作了详细的“为历史而写的笔记”(Notes for History)，尤其是要记录他们在当时的观点——作为对官方文件记录的补充和一种对于事后所写的回忆录和记载的核对工具。
    当战争结晨时，我又获得了一个询问被俘德军将领的难得机会，我曾经和他们作了许多次长时间的讨论，所包括的内客除了有关他们本身的作战以外，还有较广泛的问题。对于了解他们在某一特殊情况或决定之前的思想而言，这种调查在时间上自然是已经落后了，不过无论如何，总还是在他们的记忆尚未完全受到时间冲淡之前，而且他们的叙述又还可以用其他证人的叙述以及文件的记录来加以被此核对和复验。
    本书的读者可以从书中的附注上发现这些谈话记录是如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许多年来，贝西尔曾经对它们加以不断地复核，事实证明它们是经得起此种考验的。
    1946年初，英国“皇家坦克团”(Royal Tank Regiment)的指挥官要求贝西尔替该团和它的前身写一本历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之间的时代。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花了多年的时间，直到l958年这本书才由卡赛尔公司(Cassell)出版。(译注：都本书的原名为The Tanks of the Royal  Tank Regiment and Its Predecessors)，译名应为《坦克：皇家坦克团及其前身的历史》。)但当贝西尔开始写本书时，对于《坦克》那本书所需的研究却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曾经结识了许多参加作战的双方青年指挥官，同时也曾经和那些老友畅谈，其中包括蒙哥马利元帅(Field Marshal Montgomery)、亚历山大元帅(FieldMarshal Alexander)和奥钦列克元帅(Field Marshal Auchinleck)等人，以及许多德国的将领。
    在1946年独立战争之后，许多以色列的军官也来拜访贝西尔，向他请教有关他们的建军问题。(译注：此处原文有一个错误，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是发生在1948年。)其中有一位是艾仑(Yigal Allon)，他们变成了亲密的朋友——艾仑曾在他送给我们的照片上写了这样一句话：“送给为将军师的上尉。”(To the Captain Who Teaches Generals)这张照片挂在我们的图书馆内，而这句话也曾为许多人所引述。l961年贝西尔应邀访问以色列，并在其武装部队和大学讲演。以色列人对于贝西尔的教训曾经恭维备至，所以贝西尔常常不免感慨地说，他的“最佳弟子”是德国人和以色列人而不是他自己的国人。       
    1951年。隆美尔夫人(Frau Rommel)问他是否愿意主编其丈夫的文件。他立即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和隆美尔夫人、隆美尔的公子曼弗雷德(Manfred)、曾任隆美尔参谋长的拜尔林将军(Gen．Bayedein)以及非常能干的出版商、编者马克·波汉(Mark Bonham Carter of Collins)，都建立了温暖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