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以后，我将这部书放在床头，每天要翻上几小时，哪怕是中班下班回家已近午夜，也经常看到凌晨两三点。知识，从小学的程度逐渐上升，视力，从空军的标准直线下降，但它毕竟改变了我的人生：1980年底，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招聘编纂人员。我笔试成绩名列前茅，但久盼没有复试机会，后来听说他们以为我的试卷是枪手所代——在那个年代有这样想法非常自然，因为不太可能有小学生能够解答八开四大张的文史题目——于是有人怂恿我写一篇文章行卷，或许会有用。我就根据《清经解》里《左传》的资料，写了一篇《“自诒伊戚”“自诒伊阻”考》转交，行卷有用，果然换来了复试机会。复试时主事者问了很多《清经解》问题，我记忆中那是真正的对答如流，就这样进了汉大编纂处。进编纂处编词典，经常用到《清经解》，我将《丛书综录》中《清经解》目录复印后标上册卷，便于翻检。之后又将四百种书名抄录在本子上，逐个标注书名、卷次异同，不同版本、作者碑传、学派关系，渐渐形成一种研究资料。1987年，上海书店准备影印正续《清经解》，得知我对此书略有研究，便来下询。我建议他们用咸丰补刊本，并增加庚申补刊的许鸿盘《尚书札记》一种，这样比较完整。书店采用我的建议拼版，并嘱写一篇前言。我性好追根究底，有了这个机会，利用已积累的资料，对其刊刻缘起、存录取舍、缩印改编及清代学术等做了详细的梳理与考证。由于都是业余时间撰写，查一段资料，一个版本，必须等到星期日，每天只能写数百字，时间拖得很长。到《清经解》临近印刷，才写出初稿。书店正好推托时间紧，取我初稿撮要写一篇出版说明冠前，为了酬谢，送了一套价值355元、相当于我几个月工资的影印熬。我自揣一个小学程度的年轻人，岂敢奢想将小文置于乾嘉大师大著作之前？能够得到新印的书，已是得大于失了。影印本是九拼一的十六开本，比石印熬大一倍，显然字大看起来清晰，成了我日常翻检之书，这是我第二部《清经解》。据说当年中国书店原想四拼一影印，印了广告，因为上海抢先占了市场，就此搁置。

　　获书的喜悦，在那年头，是我精神上最大的快乐。至于所写的《正续清经解编纂考》，因是冷僻的经学，又长达几万字，发表（上接第1版）无望，只能束之高阁，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1993年，台湾有书商来大陆搜求学术书稿，不知是谁介绍，竟然半夜来访。那位年轻的圣环老板自称是周何的学生，对经学情有独钟，相谈甚欢。询及书稿，对以音韵文章和《清经解编纂考》，他索要书稿，欲为刊印。我爬上尘封多年的藏书小阁，翻出手稿，让他带回，刊在《经学研究论丛》创刊号上。记得他只寄来一本不全的抽印本，我一看，缺行漏段，无法卒读。那时两岸交流不多，求书无门。时值文堪先生和傅杰兄帮助王元化前辈编辑《学术集林》，索稿重新将全文刊在《集林》上，王老由此对我特别器重，两次对我说，某某某的文章我退了几次，你的文章我一定会用。听王老的话，我紧张得有点哆嗦，但受到很大的鼓舞。后来也听说，台湾学者误认为我是大陆研究经学的人，这篇文章竟从此将我与台湾学界联系在一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并入世纪出版集团后，办公用房紧张，领导要拆掉图书馆，将一些常用书和残本让职工挑选，象征性酌付书款。那时我已离开汉大，因私人关系，也让我挑了几箱，其中有一套品相极差的鸿宝斋《皇清经解分经汇编》残本，缺了几册。这套书的用处在于它分经后面的“别录”、“群籍各种”和“杂录”，将非专著的散篇依类汇编，可以快捷地检索淹没在一千数百卷中的资料。虽有残缺，还是可以帮我节省不少时间，这是我第三部《清经解》。

　　2000年，南师大徐复老九十华诞，我代表上海辞书出版社呈寿序一篇，颇得徐老颔首，因得于会议期间侍对左右，纵论文史。询及所学，以《清经解》对，谓更有《清经解外编》研究计划。徐老索阅后，传信谓台湾有人欲出版。唯当时役于工作，无法撰写。2004年，江苏凤凰出版社王华宝先生来电，说他们听了徐复老的话，要出版《清经解》，并欲将我的《编纂考》置于书前，佐助读者，垂询影印哪个版本好。我向他介绍石印熬以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书局的《皇清经解石印直行足本》内容最多，它补充了严杰刊落的内容，但建议他们重新用庚申本拼版，最好四拼一，若嫌篇幅太大，九拼一也可。要注意拼版中的脱漏，因我已发现上海书店影印本曾脱漏二十余行。后可能因为拼版太煞费事，最后选取上海书局的直行足本，放大影印。因为不付《编纂考》的稿酬，送了一部书，书价3200元（后来加印几十套，提价到3500元），这是我第四部《清经解》。上海书局本拼接石印时，曾选取原书抽换过几种经解本，如沈彤《仪礼小疏》，条目比严杰刊刻的多。但若你引用的适值是足本多出的内容，不标明版本，恐怕别人无法查到。另外，由于将石印小熬放大，字口的石印游丝很明显，因而网上不无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