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藏数万册书籍中，复本是难免的，但同一种书拥有五种版本的，只有《清经解》。这部卷帙浩繁的经学丛书占位太多，却至今不愿转赠，是因为我与她们有一段难以忘怀的书缘。《清经解》是我学术生命的灵魂，而这五部书正是我学术经历和足迹的见证。

　　20世纪70年代初，我带了一套石印熬《康熙字典》去苏北下乡。书荒的年代，无书可读，偶尔借到几册唐诗宋词，都整本地抄了。再要打发时间，只能拿《字典》来消遣。”文革“时才小学三年级的我，能识得几个字？勉强含糊翻看，不过是囫囵吞枣、依稀仿佛而已。至于书前《四声等韵图》中的黑白圆圈和见溪群疑等字母，更是不知所云，这就是驱使我后来自习音韵学的强大动力。1978年上调回城，被分配在自行车厂当流水工，干的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工作，早中两班轮番，业余时间就沉浸在上海图书馆钻研等韵学和古音学。因研习古音而走近经学，因经学而关注训诂文字，因传统小学而叩开乾嘉学术之门。当时上图参考阅览室对我厚爱有加，每天保留的书总有几十册，像《刘申叔遗书》《王静安遗书》和《崔东壁遗书》等都曾长期保留过。偶尔听人说，乾嘉学术著作之精华，大多被搜罗在大型丛书《清经解》中。抱着侥幸心理，去上海古籍书店碰运气，奢望一编在手，全部拥有，但也明知价格绝非我能承受，只是幻想而已。

　　那时书店不开架，看书要请营业员拿。时间一长，熟识的书友多倚靠着柜台与营业员闲聊。一天，在书店碰到一位买书友，谈起《清经解》，他神情自得地说，70年代初，他用四元钱买到一部石印本正续《清经解》（当时石印熬的市价是一毛钱一册，他显然便宜了一元多），里面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我听着听着，觉得原来的幻想可以变成理想，只是书店目前没有存书。于是我与他攀谈，请教尊姓。他姓崔，与我交换了电话。我表示要是长期寻觅不得，是否可以惠借，或从中借几种，他表示可以。之后一段时间，我隔三岔五地去书店问，结果当然是失望而归。失望久了，曾忐忑不安地拨通过崔先生的电话，得到的当然是无须预料的结果。四元钱可以买一部，即使有所上涨，我也能够承受（农场回沪的工资是三十元六角，须半年后转正拿三十六元），于是四处拜托朋友，祈求能有私人转让。该是冥冥之中的吉人天相吧，我中学林姓同学的弟弟说，他南通的舅舅有一套愿意出让。亟问其价，索要五十元——我一个半月工资的数，十二倍于70年代初的价！我是一个书买不到买不起就会经常做梦的人，所以下意识觉得必须买下。思念一定，立刻去十六铺码头买船票。哪知船票告罄，路边的黄牛要我三倍的价——三元六毛，我毅然买下。那是晚上十点我去农场的一班轮船。我提着一只那年代都是自己买料做的黑色旅行袋，揣着念想，在昏黄的灯光下半梦半醒地度过了六七个小时。凌晨五点到南通，边问边摸，到了同学亲戚家。渴望他给我先看书。他说书在单位，要下班带回来，让我先睡。怀着无奈，挨着日头，等他把书带回来，已是上灯的时候。我匆匆点了数，点石斋石印本《清经解》二十四册，鸿宝斋石印熬《续编》三十二册，付了钱，旋即踏上回程的船。船舱内，我忍不住拉开旅行袋，取出字如蚊蝇大小的石印本，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观摩，竟发现《续编》最后两册是配本，一丝遗憾闪现，旋即又被实获至宝的欣喜淹没。那年代提着旅行袋挤在船上蜷缩的，不少是投机倒把做小生意的人，我不在意人家怎么看我，而我似乎既被投机倒把了一回，又想趁此投机倒把一回，用沉重的代价换得了日思夜想、久觅不得的书。这种付出的心痛和得到的欣喜，让我产生错觉：有了这部书，就拥有了这部书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