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们迷恋她，不是因为她在描述什么，而是她描述的方式。评论加缪？评论尤内斯库、《秃头歌女》？评论乔治·卢卡奇？评论色情电影？甚至评论摄影？谁不会呀。可是，只有她让大家记住了。甚至坎普，她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可是大家的第一联想是她，而不是伊斯特伍德。

    在十年前，中国一度出现过桑塔格热，除了因为她发言多、出镜多，中文版文集的出版以外，香港文化人陈冠中重写中国版本的“坎普”，也促成了小圈子里的重读桑塔格。——这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一种对格调和阶层的揶喻和讥笑，走到中国，竟变成了对格调和阶层的顶礼膜拜，甚至明知故犯。而桑塔格的坎普也遭遇了同样的宿命：她对坎普是一种温和的、婉转的、谐谑的戏拟，我们却看出了微言大义，欣喜若狂，直至不知所谓。

    我以为，一个智力过剩的时代往往要以“反智主义”作为自己的泻药。在早早就踏上后技术主义征途的美国，坎普就充当了一种巴豆，变成一种酸性的智力，来融解刚性的现实。可是在中国，也只能勉强算是工业时代，建构还惟恐不及。“坎普就是严肃地对待轻浮之事，轻浮地对待严肃之事。”依我看，我们还只配严肃地对待严肃之事。要亦步亦趋地学人家谈坎普？还早着呢。

    桑塔格说，“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而另有一些丈夫，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我能不能借用她的比喻来说，桑塔格直接呈现了两种性征：正直、理性、立场坚定，然而，却刻薄、毒辣、喜怒无常、不可捉摸。因为桑塔格的丈夫气，她盗取了我们的信任；然而，在她的文字里，我们拾缀起来的，却尽是对道德的调戏。

    这是一个气质性感的女人，一个着装前卫、时尚摩登的女人。桑塔格的美貌，甚至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一代文青的性幻想对象。桑塔格的思想比身体更性感。“智慧也是一种趣味。”她这样说道。我们喜欢她的趣味，却忘了趣味是需要智识来打底的。

    我们注定永远失去她了。她将会被进一步抽象成一个隐喻、一个阐释，尽管她毕生致力的，就是反对隐喻，反对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