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活动反响很好。那一年的艺文季一共请来二十位国内外的嘉宾：阿城、张大春、朱天心、唐诺、白谦慎、费大为、张元、吴兴国……其中，最受注目的应当算是当前港台中坚一代的作家，给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港台文化的门。此外，来自艺术、戏曲领域的嘉宾也为读者带来了一股新的空气。就拿台湾戏曲界的吴兴国为例，虽然在台湾名声响亮，但内地读者几乎对他一无所知，然而在艺文季活动现场，却有许多热爱戏剧的观众为他而来，而他在现场唱的一段戏曲，也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

    “我觉得这些作家最大的号召力，应该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和碰撞。因为大家处在不同的创作环境和不同的语言环境下，甚至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有不同。我觉得内地的读者，平时很难看见他们对同样问题的不同考虑。从我们几场活动的观察下来，发现这样的对话或者交锋是读者最期待的。”王蕾解释。

    “那一年他们请了很多港台作家，这些人对内地读者来说比较新鲜。主论坛的对谈也有内容，主持人马家辉控场很好，嘉宾之间的对话也很成功。”连续参加三年艺文季的记者唐骋华对第一届的观感最好，“第一年的定位很明确，就是文艺，吸引了很多上海的读者。”

    2012年到2014年的三年间，每一届活动的侧重点都有所变化，但活动的主题一直都是“阅读未来”。其间也有人提出“是否每一年都应该有不同的方向”，但一番讨论后，团队还是觉得“阅读未来”有更多的包容性和可阐释性，也能代表一种追求，所以大的艺文季论坛就一直沿用了这个题目。

    第一年做“文景艺文季”时，施宏俊还是出版社的总经理，对于艺文季的方向他有着明确的定位：“文景十年了，应该有个转型——从推广书、推广品牌变成推广阅读。”

    再后来，施宏俊的想法又有些改变，“总体上我们在做阅读，但阅读不是简单的实体书，或者简单地让读者回家读书，不是的。读者拿一本书在家里看一个月，效果可能还不如提供两个小时，让作者跟读者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来得好。读者可能会在这样的沟通中得到更多，让他有更大的兴趣或热情沉浸到阅读里面去。”

    将地点选在上海，也有类似的考虑。“在北京的话当然也有意义，但说实话北京的文化活动很多，从艺术到文化到学理的都有。上海这样的活动反而少，如果我把这些文化活动放到上海，配合书展一起做，起到的影响会更大。所以当时就决定将艺文季放在上海了。”

    话虽如此，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的主要线索仍然是围绕出版而进行。一方面是推广产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出版的关系，在文学、艺术、社科领域积累起来的人脉令文景能更好地邀请和组织起这些嘉宾。

    从2007年开始，世纪文景就开始筹划港台文学在大陆的引进和出版，当时做的第一本书就是张大春的《聆听父亲》，张大春后来也成了文景文化活动的常客。后来，世纪文景又陆续出版了朱天心、朱天文、唐诺、骆以军、李永平等人的一系列作品。戏剧大师彼得·汉德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出席去年原定的艺文季活动，但在出版社推荐的图书列表中，他的《骂观众》等作品赫然在目。而出席了今年艺文季的匈牙利国宝级作家艾斯特哈兹·彼得的小说，更是出版社今年主推的外国文学类的书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2012年，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美术的西方学者、已经93岁高龄的苏立文出现在了艺文季的活动现场——他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史》都是由世纪文景出版的。

    记者唐骋华认为今年的艺文季吸引力并不如往年大，因为今年的活动“文艺”的色彩淡了，出现了很多思想性的论坛和沙龙，“有些过于阳春白雪了，一般读者可能不感兴趣”。施宏俊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文化活动主题的扩展，他还曾经考虑过是否要给艺文季改名。

    其实这一系列活动的变化，也是配合着出版社出版方向的拓展而进行的。“以前叫文景艺文季，因为做的是文化艺术方向的活动。但今年很大的不同是，一些大型活动实际上是关于社科思想方面的内容。虽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文景的出版很大一块是文学艺术，但其实社科思想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方向。以前我们在社科思想方面的出版采取的是传统的做法，现在会更加面向公众。”

    意外

    当哈兹准时出现在艺文季的活动现场时，这个大牌欧洲作家给台下的观众带来的是让人兴奋的好奇和新鲜感，而对于艺文季团队而言，每一个人心里悬着的那块大石头直到那一刻才总算是放了下来。

    “抱歉，这位乘客不在登机名单里”，前来接机的文景同事被这个意外的答案震惊了。

    艾斯特哈兹·彼得到底去了哪里？这位在欧洲大有名气的匈牙利国宝级作家，本是应世纪文景之约，来到中国上海，参加今年的“文景艺文季”。临接机，才发现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失去了踪影。当团队好不容易联系到欧洲的起飞机场，却意外得到了哈兹并未登机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