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书时，羞涩的彼得·海斯勒喜欢读作家选集，把那当做范例，希望从中获得写作的魔力。那时，他认为小说是一种高级的文体，顺利成章地渴望成为小说家。事不遂愿，他后来成为了何伟，一个“有一点儿笨”，“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的人。但是，他终于可以把自己最喜欢的文章辑于一册。只不过，这些文章都是非虚构的故事。在十多年的写作中，他发现了自己观察与采访的能力，并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名叫《奇石》的选集，成书过程就是一个在成长中认识自我的故事，普通而富有教益。就像许多其他故事一样，它的价值不在于主人公有多出名，而在于反映了人的普遍情感——一个年轻人如何寻找人生位置，如何建立自信以及保持人本该有的真挚和善良。书中24个关于美国、中国和埃及（也许还有日本）的故事，跨度约为12年，正好是彼得·海斯勒成为何伟，然后又成为“布特洛斯”（他的埃及名字大概这样发音）的过程——那是一个“比何伟更笨”的人。

　　在《奇石》的前言中，何伟提到一位名叫牛康民的社会学老师。从上海来的牛老师，发明了一种对付美国人的小把戏——“创造性口吃”，“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对方一旦感觉害怕节外生枝，从而主动大事化小，就中了他的圈套。这种策略性的自我间离，在何伟看来，是一种很好用的办法。“中国三部曲”（《寻路中国》《江城》以及未出版简体中文版的《甲骨文》）的成功，部分可以归功于他在旁观和介入中的有效切换。但是，无论写作技巧还是采访方法，都不是作品生命力的决定性因素。

　　在《奇石》中，有许多人和事与“中国三部曲”交叉，譬如女孩艾米莉，三岔村的魏子琪一家，以及丽水“油画村”的故事。那些故事，不只是简单的采访和写作，同样是何伟生命的一部分。在写作《江城》时，“夜里，我会梦到涪陵，有时甚至醒来后发现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太想念那里了”（《江城》前言，P4）。“魏子琪的孩子重病时，何伟也会一同焦虑和哭泣。发生那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作者，而只是一个朋友……我必须帮助他们。”理解“他人的痛苦”的同理心，无疑是种宝贵的特质，同样可以在包括记者、作家在内的许多人身上找到。而如何平衡情感与理智，则是一个更高的要求。看起来，何伟做得还不错。

　　大学期间，他曾在父亲所在的密苏里大学实习。在学校的医院里，他接触到受伤的士兵以及癌症患者。20岁左右的年轻人，要直观地去理解疾痛、身体和生死的意义，并试图减轻他们的痛苦，是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无比真实。如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所言，“对疾痛的研究，是教育我们每个人认识人的境况，包括普遍的苦痛和死亡的一种基础”。三年级暑假时，凯洛格基金会（W. K. Kellogg Foundation）提供去密苏里州小城塞克斯顿（Sikeston）开展田野调查的机会。博士生们不愿意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去，而何伟则跑去做与自己专业基本无关的研究。除去五六十页的民族志论文，在这个种族问题严重、经济凋敝的小城，他发现“对每一种人，采访的时候要用不同的办法，弹性的，灵活很重要”。

　　作为介入者、旁观者的经验，以小见大的视角，以及对世界复杂性的关注，都影响到了他未来的写作，譬如涪陵，以及按照订单绘制油画的“中国巴比松”。对全球化的持续关注，被凝结在克制而风趣的文字当中。他认为许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而他自己也不喜欢理论和“主义”。所以，他更乐于关注这种世界性潮流对个人思想、生活的影响。“全球化当然对个人有影响，但是不要简单地批评什么。”长期的海外生活经历，让他对世界及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加沉静的认识，以至于“中国成了我的参照物”，“我们自己中国版的美国梦”。他希望，在“9·11”与伊拉克战争之后，他的作品能帮助美国读者了解世界的复杂性：“最重要的不是提出什么，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了解那儿的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对他来说，达成这种沟通的途径之一，就是用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非虚构作品来记录发展中国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