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刚刚出版的新作《庆祝无意义》，仍然持续着他一生作品中的反极权主义主题。

    有些作家活着，我们以为他早死了。几个月前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是这样，今年刚刚出版新作《庆祝无意义》的米兰·昆德拉也给我们这样的错觉。

    其实判定一个知名作家是否还存在，有一个很好的风向标，每年10月份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之际的候选者名单，扫一眼就能一目了然：昆德拉每年都是陪跑者。不过这位自从1975年开始隐居在巴黎的作家，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深居简出，我们了解他唯一的办法只有阅读他的新作。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昆德拉近些年引起公众关注还是在2008年10月，布拉格极权主义研究院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该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指控昆德拉1950年曾向当局告发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特务，导致后者被判刑22年。此事引发轩然大波，但昆德拉拒绝接受采访或者提出全面的反驳，他拒不承认曾经为秘密警察工作过，还称这些指控已经发展成“对作家的刺杀”。他经常将民主社会的八卦记者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比作极权社会的国家监视。“隐私”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如果没有了，他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了——没有了爱，没有了友谊”。

    我在阅读完昆德拉的新作《庆祝无意义》的时刻想起这个公共事件。这本只有一百多页的小说估计会让很多读者失望，另外这本小说也让我们意识到，昆德拉似乎没有什么“进步”——小说风格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当我第二次重读这本小说，突然意识到一个作家写作到这个阶段，更多是想表达自己未尽的思考。我们已经习惯了昆德拉小说中的反极权主义主题，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还真正关心这个老掉牙的话题？

    昆德拉在《庆祝无意义》中说：“在我这个无信仰者的词汇里，只有一个词是神圣的，那就是友谊。”这本小说中写到了四个主人公的友谊，但这种友谊建立在他们对共同话题关注之上。他们生于不同的年代，以斯大林之死为分界线，有的生于斯大林去世之前，有的生于斯大林死后多少年。但是这个无意义的故事因为一个斯大林的笑话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这个笑话启发他们排练了一出关于斯大林的木偶戏，将这位死去的独裁者用另一种方式复活，讲述他统治的荒诞属性。

    我说这是一个“无意义”的故事，这是昆德拉系列小说一大特点，他的小说会淡化情节和叙事，意义之间的关联并不明显。他会随笔和评论的写法延续小说的节奏，喜欢用哲学化的思辨提升小说的深度。所谓“无意义”不是指向小说创作的虚无，而是指向小说意义的不确定，因为每个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情境去理解小说的话，他们对内容的解读与自己的生活就形成了现实的链接。

   《庆祝无意义》中四个主人公面目模糊，与其说四个人物，倒不如说代表了不同时代对斯大林代表的极权主义的态度。换句话说，《庆祝无意义》中唯一关注的主题仍然是昆德拉的极权主义经验。这也许是很多读者初次阅读这本小说之后会失望的原因所在。但这恰恰也是这本小说的“意义”所在。2008年的那段对昆德拉指控的风波让我们意识到，极权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并未远去，就算苏联解体，斯大林死亡，昆德拉远走巴黎，但是在他离开捷克20多年后，他依然无法逃脱极权主义对他的指控，这是他唯一的小说经验，也是他多年所承受的记忆之重，他将记者对他隐私的侵犯看作极权社会的国家监视，这一点已经说明了他的态度。

    小说中有一个很荒诞的情节，斯大林开始说话，用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为自己的统治辩护，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表象，所以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怎么才能在这个混乱中建立起某种秩序呢？斯大林说：“答案是清楚的：把唯一的表象强压于大家。也只能由一个意志来强加，一个巨大的意志，一个超越于众意志的意志。只要我的力量允许我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向你们保证在一个大意志的统治下，人们最终会对什么都相信！”这个情节最为荒诞的部分不在于从斯大林口中说出哲学家一样的言辞，从中寻找统治的合法性，而在于昆德拉使用了一种舞台剧桥段，让扛着猎枪的斯大林出现在四位主人公聚会的公园当中，并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这个具有高度隐喻性的情节意有所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远离了极权主义和暴政，不要以为我们遗忘了历史，就可以高枕无忧。

    昆德拉终其一生都在对抗这种极权主义的经验，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随笔，都贯穿着对这种乌托邦，对这种幸福未来的许诺，对这种唯一的意志的对抗。所谓“庆祝无意义”，其实是对唯一意义的解构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