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陈昕感到担忧。他一改以往的风格，无论是论坛发言，还是接受采访，抑或撰写文章，他都更多地呼吁出版人对出版本质的再认识和对出版传统的回归。有着“中国第一出版经济学家”之誉的陈昕，在最近几年给很多人一种感觉——谈产业少了，谈文化多了。

　　“推动当代出版的力量，既有文化的力量，社会的力量，也有资本的力量，成熟的出版人应该在各种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实际上，在推动中国出版产业化的进程中，我可能是国内对资本力量关注最早的人，也是呼吁重视出版产业特征最多的人。”陈昕强调。但当他看到文化和商业的天秤出现倾斜时，他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为文化摇旗呐喊。

　　过去十年，在轰轰烈烈的体制改革、上市融资的大潮中，第一个完成股份制改造的世纪集团并没有像其他一些集团一样“顺风起飞”去上市，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评价，过去七八年的产业发展中世纪集团似乎不在主流。

　　“2006年春节过后，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调研，在听完世纪集团的汇报之后，指示我们要尽快争取上市。”陈昕回忆。如果当时世纪集团全力以赴上市，“中国出版第一股”将来自上海，而不是辽宁。

　　不过，在陈昕看来，在当时条件下上市并不是世纪集团最理想的选择。“上市是出版集团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上市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都看得很清晰。”不过，对于那时的世纪集团来说，上市以后怎么用好募集来的资金实现更好的发展，却存在一些问题。“上市募集的资金应该更多地用在企业和业务的并购上，通过这种方式来集中优质资源和品牌，迅速地占领市场。但在中国，当时并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受到很多非市场因素的阻力。”陈昕说。

　　另一方面，当时的世纪集团，相当多的出版社的一般图书业务都在盈亏的平衡点上，股价是一个企业的晴雨表，上市会加大出版社的经营压力，两个效益的关系处理不当，对多出好书很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我并不关心别人评价我们是否‘主流’，也不去评判人家做得如何，我只想说，世纪集团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端地，上海出版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这要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对历史负责，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陈昕说。

　　出版集团必须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但不能成为资本的附庸，这是陈昕始终坚持的经营之道。他不冒进上市，坚持不做房地产，坚持不搞盲目的多元化，这在当今的出版集团中，成为一道孤傲的风景。

　　皇冠上的明珠

　　在强调体量、规模的统计排名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并无优势，但要论出书的质量和水准，他们绝对是执牛耳者。

　　“对于出版本质的认识，我们一直强调‘多出好书’。我刚刚投身到出版业时，最先受到的教育就是这个，这是一代又一代上海出版人传承下来的优良传统。”陈昕说。

　　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撑下，陈昕鲜明地提出后来被广为传诵的“努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的企业价值观，为海派出版树立起新的标杆。

　　近年来，世纪集团在中宣部和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历次国家级大奖评选中都引人瞩目，在每年的国家出版基金申报中，他们所获得的资助也遥遥领先。近16年来，世纪出版的《大辞海》、《辞海》（第6版）、《英汉大词典》（第2版）、《中华本草》、《古文字诂林》、《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通史》、《中华文化通志》、《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十万个为什么》、《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等一大批精品力作，都在中国出版史上立下了一座又一座里程碑，也成为反映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的珍贵注脚。

　　“世纪集团了不起，他们出的书都是皇冠上的明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考察世纪出版集团时，面对由上万种图书组成的一堵堵文化墙时由衷地发出这样的赞叹。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时国家财政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出版项目有比较多的扶持资金，对很多出版社来讲，一些大项目可能要做十年，甚至更长，但我们一直在投入，一直在坚守。”陈昕说，对世纪出版集团来说，这完全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责任感，在任何时候都不变，不管有钱没钱，钱多钱少，他们都会坚持做这样的事情。

　　“上海出版业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所形成的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任何时候都不曾怀疑和放弃，世纪集团这些年在适应出版产业新的变化和应对各种挑战时，也始终牢记和坚守这些传统，当然我们努力使这些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进而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和壮大。”陈昕说。

　　而这，或许也正是世纪出版人、上海出版人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获得了口碑，赢得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