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批评几乎成为了学界及媒体讨论的常态，如果历史而辩证地看待这一现象，则应承认，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形成的外向型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系统性吸纳国际超常购买力的自然选择。此种经济结构持续近二十年，暴露出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往往也伴随其历史性的贡献，所谓短处长处俱在此，实不宜片面言之。

   本书第二章题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超常投资力”，是全书最具理论创新、最重要也最富神韵的部分，其核心在于以“三维市场体制”涵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以此解释其对于经济活动的现实影响。西方常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政府与企业这两大主体构成，一般而言，政府被描绘成经济活动的监护者，而企业则通过竞争确立其市场地位。“三维市场体制”则意味着，当下中国的经济体制由战略性的中央政府、竞争性企业和竞争性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构成，地方政府，不但承担着一般性的政府职能，更直接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活动。此种类型的竞争性地方政府的形成，可归结为： 

    1）1994年分税制改革将税收分为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二者共享收入三块，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本辖区内的经济过程中可得以分享的收入有了较为稳定而清晰的预期，成为拥有稳定企业受益分享权（这被张五常称为“租”）的经济主体；

    2）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政府采取分权考核的管理机制，并被各级地方政府沿用，由于经济指标被作为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不同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以提升所辖区域的经济实力，成为了具有强烈竞争意识与强大执行力的平等竞争主体；

    3）相对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财政收入，中国地方政府还拥有地方国有企业、由土地开发形成的土地财政及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三块特有的资产，因而拥有远较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更强大、丰富、全面之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权力和资源，这与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权下获得的高度自主权是相应的；

    4）通过不同层级间地方政府的横向竞争这种以竞争促学习、在竞争中学习的实践，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纯学院派教育的空疏迂阔与不切实际（页35-43）。

    本章进而分析了在竞争性地方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广泛深刻参与情态下，造成较之常规市场经济条件的若干新特征，特别是较高的投资率、较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工作效率这三者，从而有效地解释了何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收益率显著高于常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收益水平，也为一直困扰学界的中国经济长期“过热”而非“需求不足”问题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解答（页43-52）。
 
    在本章的第三部分中，通过对于地方投资的长期收益的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对投资的激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针对企业未来收益及利益分享权的综合性长期投资，其所涉及的财政支出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来加以类比，后者是纯支出性质的，而前者则构成可以通过不断放大的价值生成与分享机制以多种方式回流到政府财政（页53-56）。

    由此申发开来，则地方融资平台的意义与价值，也必须放到同样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否则，简单地将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与西方国家同类城市的负债加以类比，却完全无视中国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西方同级政府无可比拟的大量资产及自由现金流，从而得出中国的地方财政问题比之欧美更为严重、中国地方财政遭遇全面危机这类结论，进而配合既有的崩溃论教条以动摇人心，本质上不过是欺人、自欺或二者兼而有之罢了。

    从供给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超常增长后，本书第三章以“美联储与国际超级购买力”为题，从有效需求的角度展开论述。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自然无可避免地要对中美两国的相应情况加以比较：中国的高额投资与产能过剩恰对应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与通过货币长期超发形成的超额购买力，通过中国的产品出口、换回美元、以统一的外汇管理系统集中、由美国的金融市场返借回美国这一利益交换机制，过去20年间的两国经济构成了罕见的互补性战略配对。

    由于作者在美国长期留学、工作的经历及对于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刻认知，他对时至今天仍为许多人推崇的美国整体国家发展战略做出了极为严厉的批评，指出美国于六十年代逐步丧失产业领域的领导地位后，力图通过金融虚拟化与经常性的货币超发来取代实体产业的发展以维系国家核心竞争力，这一方面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国内的产业竞争力，导致本土产业的空洞化，另一方面通过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造成美元从货币符号向具有独立商品属性-价值的实相化转换，二者共同导致其家庭、产业、政府的多重赤字不断延续、恶化（页59-70）。

    美国这种维持不平衡的赤字经济战略与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追求不平衡的高增长战略，构成了双方在过去三十年间经济互补配对的基础，同时也导致了各自社会不平衡的进一步加剧。这种建立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的战略配对伴随2008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事实上已不可能维系，双方经济发展均面临找根本性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