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的两本新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是《思想的浮冰》，一本是《再造传统》。刘东年近耳顺，却在出版两本新作之际，将过往的全部学术经历归结为一场“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刘东早年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主编了中国学界两套规模最大的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

    作为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刘东一直为“熬出中国文化新传统”而奔劳呐喊，在全球化视野下思考着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刘东认为，文化全球化虽为大势所趋，却尚在过程中，我们不应将自家传统视作奄奄一息的死物，中国文化的未来正取决于我们如何再造传统。

    译百家书，立一家之言

    生于1955年的刘东，与那个时代的人一样，经历过“文革”失学。1977年恢复高考，刘东本想报考南京艺术学院，成为一名歌唱家，却因笔试成绩优异被南京大学哲学系截留，阴差阳错地走上学术路途。但他对古典乐的热情从未消减，平日与友人的言谈之中尽显无疑，兴起之时甚至会哼唱一段。而艺术家必备的激情与感性，也成为刘东为人和治学的独特风格与魅力所在。

    “读百家书，成一家言”，是中国历代知识人的毕生目标，但对于刘东的过去三十年来说，“译百家书”可能是更为贴切的表述。1985年，可谓刘东学术生涯的真正开端。是年，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当时“思想界第一人”李泽厚，攻读博士学位。

    作为八十年代文化热潮中的积极分子，刘东1988年开创了国内规模最大、延续最久的学术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25年的执守已经积累下200多个品种，为的是中国知识界能够开眼看到国外中国研究的核心成果，激发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199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刘东留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长达十年。此间，旨在译介国外最新政治与社会理论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又被他组织起来。2000年，他离开社科院，任职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直至后来调任清华。2001年，刘东创办并主持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中国学术》季刊，不但匿名评审严，学术标准高，而且一开始就设定了中外学者同场对话的格局，现已成为中文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期刊。

    向死而生，站在思想的浮冰上

    与同辈学人相比，刘东是相对独立且自由的，他从未申请过任何科研项目，一头扎进并不被官方重视的翻译事业中，宁愿走一条坎坷却坚实的治学道路。

    刘东戏称自己是“中国学术翻译界的法人代表”，他常说，历史是由“傻子”创造的，所以坚决要做“动手派”而非“袖手派”。他将自己的处境比喻为“在思想的浮冰上”，随时都有滑落到另一端的危险，因此只能时刻谨慎地权衡，调整自己的位置。

    谈刘东，不得不提他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学界评价，这套书加深了我们百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提醒人们：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质量越被普遍认可，刘东的内心就越感到失落与悲凉，他说：“我们的对话对手越是强大，自家的主体性就越是岌岌可危。一旦外部的话语表现得太过强大，就会渗透和伪装成内部的话语，使整个‘中国研究’都被外来的问题意识所覆盖。”刘东的担忧无时不在，比如他在主编的另一套丛书“阅读中国”总序中这样写道：“当今中国知识界可怕的分化与毒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汉学和汉学家的影响”。

    除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编辑的丛书一直维持着高端的品位，如“人文与社会译丛”、“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大学之忧”丛书等。刘东表示，如果你所编辑的出版物，一直坚守在研究的前沿，一直保持着思想的紧张，那么，这种工作就足可让你的问题意识，保持住必要的敏感与警觉，从而也有可能确保你的写作水准，不致朝着“批量生产”的标准去堕落下滑。在这个意义上，是只有先做到“眼高”，才能再实现“手高”的。

    过去的“三十年”。刘东更像是铺路，如今，总算可以在铺平了路之后，再充满快意地干一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东才说自己有了“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