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崇尚的自然，是一种近乎野性的自然。在自然中，他寻求的是一种孩童般、牧歌式的愉悦，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一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灵丹妙药，一种外在简朴、内心富有的生活方式。对他而言，走向自然，就是走向内心。测量瓦尔登湖，就是测量自己。观察自然的四季，实际上也是在观察心灵的四季。他在日记中写道：“四季及其变化全在我的心中……自然与人类是多么完美地协调，因此他在她那里找到了家园。”所以在早春三月里，他感到自己也是春意盎然：“我的生命也分享了这无限的生机。”这是他在1853年3月的日记中的感慨。当他提及冬季的11月时，又写道，“它(11月)的名字听起来是如此的冷酷和阴郁”，连“人都变得更加严肃”。甚至他在描写自然时，都带有一种浓郁的季节色彩：“我捡起一片泛白的、掺杂着红与绿色的橡树叶。它又干又硬，像10月似的。”实际上梭罗的一生都在试图与自然同步，都在尝试一种像四季那样的有机的生长，春天到来时变成绿色，秋天到来时变成黄色而成熟。而他自己，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则像一片树叶、一种植物那样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梭罗以一生对自然的追求和迷恋，试图唤醒人们随着自然的四季而不断地更新生命，使生活充满活力和希望。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在其后期作品《野苹果树》中对野苹果树的描述看到他人生的缩影：野苹果是一种长在荒野、被人忘记和忽视的水果。这种植物扭曲又多节瘤，虽然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虽然很晚才结果，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但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崇高的使命。梭罗一生都在寻求一种内心隐藏的甜美，一种与自然的亲情，一种个人精神之喜悦而并非世人所瞩目的功名，这也许正是他的成功所在。

　　绿色的呼唤

　　梭罗一生中写了四部有关自然的著作：《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瓦尔登湖》《缅因森林》及《科德角》。
　　如今，一提到梭罗，人们便不由地想到瓦尔登湖。虽然梭罗只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可是他似乎永远地留在了瓦尔登湖，成为一个神话般的人物。但是，当他的著作《瓦尔登湖》于1854年首次出版时，却受到了冷遇。印数仅两千册的《瓦尔登湖》，用了五年时间才售完。之后，直到1862年梭罗过世，《瓦尔登湖》才重新付梓，并从此屡屡再版，经久不衰。瓦尔登湖也成为众多梭罗追随者向往的圣地。
　　对《瓦尔登湖》的不朽，哈佛大学英语系教授劳伦斯·比尔一语道破其中奥妙。他在专著《环境的想象》中视《瓦尔登湖》为“圣约”和“给人以灵感的文学经典”。认为“与其说它是一部不朽之著，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实际上，《瓦尔登湖》　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样板，教人们怎样明智地生活，鲜活地思考。梭罗对生活的追求，可以用那几个醒目的大字“简朴、简朴、简朴”来概括。他的一生放弃了几乎所有的物质追求，成功地实现了他关于要生活、而不为谋生所累的目标。在日记中，梭罗对他的简朴有明确的解释：“世上有两种简朴，一种是近乎愚昧的简朴，另一种是明智的简朴。智者的生活方式，是外在简朴而内涵丰富。野人的生活方式则是内外都简朴。”梭罗认为，一旦人们继承了农场、房宅、牲畜和农具，他们就成了土地的奴隶，终日被物质生活所累。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指出：“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的枯骨中摸索，或者偏要把一代活人套进陈腐的面具呢？今天的太阳依然光照人间……”梭罗则在《瓦尔登湖》中写道：“为什么人们一生下来就开始挖掘他们的坟墓呢？”“……让我们首先像自然那样简朴而健康，驱散笼罩在我们额头上的愁云，给我们身上来一点活力吧。”
　　如果说爱默生是要唤醒美国人，从旧世界的文化阴影中脱身，求得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梭罗则要人们摆脱旧的生活方式的奴役，求得一种生活中的解放。他要像公鸡打鸣一样，把人们从睡梦中，也是从陈旧的生活方式中唤醒，采纳一种与自然同步的崭新生活方式。他要人们把物质的需求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自己的身心更为自由，精神更为富有。他在瓦尔登湖畔的实践，他生动的林中生活写实，便是他倡导的新生活的体现。
　　人们通常认为《瓦尔登湖》是梭罗创作的顶点，而他生命的后期却是创作的冬季。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梭罗生命后期所写的那些散文，却发现正是在这些后期作品中，梭罗发出了“我想为自然辩护”的呼唤，提出了“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表述了野生自然与健康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
　　1862年5月6日，当梭罗平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姐姐索菲娅说：“我感到仿佛看到了非常美丽的事情，而并非死亡。”另一位目睹梭罗过世的朋友评述道：“从未见过一个人如此满足而平静地死去。”梭罗如同他在《秋色》中描述的秋叶，优雅地告别了生活。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梭罗的“树叶”(散文)在他去世多年后一直肥沃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