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凡·卢恩，因在一场战斗中被德国鬼子的榴霰弹击中导致伤口感染，在那场战役的最后一周去世了。那场战斗就是如今大家都知道的著名的“巴尔基战役”。
    一个月后，在地球的另一头，特里·弗林战死于第二或第三波硫磺岛海滩争夺战。
    他们两个，加上拉里·盖恩斯，就是我所知道的多塞特中学学生在二战中的全部死亡人员。很有可能还有别人，但因为没有了校友动向栏，所以我也无从知道。
    1946和1947年，我曾在纽约和巴基·沃德短暂碰面，他跟我说了很多战斗故事。他说他脚跛得很厉害，膝盖受了伤，还拒绝了一枚紫心勋章，不过当时真的很尴尬，看他跟着他走过好几条街，兴致勃勃地讲着他的故事，脚一点也不瘸。他说他有好几次自愿去做一些危险区域的第一侦察兵，或者去做一些别人会说“不！别去”的冒险事情。有两次，他说，一次在巴尔基战役，另一次在齐格弗里德防线，德国大炮的冲击力“撕裂了我身上的每一片衣服——后来战友们找到我的时候，我身上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般光溜溜的”。所有这一切都使他回国后对自己对于全人类的潜在价值有了深刻而崭新的理解。
    “为什么我能幸免于难，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凌晨一点的比克福德咖啡厅里，他热切地盯着一杯咖啡解释说。“为什么是我？还有那么多人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哦，我想，我永远都不能确定，但我想我知道。我想是因为基督教，是因为耶稣。”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去做一个教士，此后的三十年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我一直和休·布里特通信保持联系，直到1950年左右。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我通常会打两到三通草稿。尽管在我们离校前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没有说什么，但其实布里特已经被海军的一个称为V-12的计划吸收了，该计划允许优秀的学生作为海军人员进入平民大学学习，在那里他们能迅速获得学士学位和海军后备役的佣金。布里特在战后不久就达到了这个目标，几乎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出生的那个中西部城市；到那时候他也成了家，做了父亲。接下来是医科学校，他对此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在他最后一批来信中他说他想做一个精神科医师。中断通信的人是我：想要努力达到他的水平给我带来的压力终于把我给击垮了。
    1955年的一天，我在莱克星顿大道上撞上了史蒂夫·麦肯齐。我们喝了几杯啤酒，假惺惺地嘻嘻哈哈了一番，互相拍了拍胳膊；最后，在外面的人行道上，我想我们一共握了三次手才终于道了别。就在他转身离开前，他突然说：“你听我说：不要太在意过去，好吗？如果一个人执拗于过去，可能会把自己给逼疯的。”
    最近我父亲的形象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也许是因为再过四年我就要达到他去世时的年龄。现在，我母亲也已去世多年，还有我姐姐——她年纪很轻就死掉了——不过我最不能忘怀的还是我父亲。
    我努力地想象他年轻时的模样，就是在通用电气公司俘虏他之前的岁月里，那时候他独自在纽约州北部到处旅行，想要靠唱歌谋生。他那时一定是个勇敢、敏感、颇有些妄自尊大的人，但同时也常常会觉得疲倦，会陷入深深的怀疑，直到最后完全放弃自己的梦想。
    我真正能够清楚记得的是他那悲哀的后半生——错误的婚姻使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局促在枯燥的小办公室里，为了电灯泡的销售管理付出了那么多年的心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西区公寓，芳香扑鼻的炖羊肉，我只能希望在他去世前的那几年里他找到了真爱。
    然而，即使到现在，我最想记住的还是他的歌声，他那美妙动听的男高音穿越我童年的城墙鸣响在我的耳畔。十年前有一次，我深夜驾车行驶在美国中部，仪表盘里的汽车收音机发着噼里啪啦的噪音，突然从收音机里传出一片高亢纯净的声音；是他的声音，即使那只是一刹那的错觉，是某个千里之外的小城上的年轻男高音歌手：
    ……但是请你回来吧，
    在那绿草如茵的夏日，
    或是在那山谷沉寂、
    白雪飞舞的冬日里……
    然后，他的声音消逝在空中，噪音再次席卷而来，之后是广告，还有密苏里电台通宵的传教节目，他们是想告诉我关于人性的救赎，直到我关上收音机全神贯注地看着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