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不打算讨论康德对后世的影响。我想谈谈康德的一个别名。这是一个令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别名，即尼采多次提到的“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关于这个别名的出处，以及尼采关于中国思想的谈论，可参阅夏瑞春“欧洲化中国：过去和未来”，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三期）。 尼采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我们知道，18－19世纪之交，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努力下，鸦片大量进入中国，深深地侵害着中国人的精神和肉体，中国人的人格和形象都开始变态。接着，表现在西方人面前的中国人就越来越丑陋。关于中国人的各种丑态的描述开始增加，并在欧洲流行，侵损着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美好印象。特别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中国人的形象一落千丈。接下来，欧洲思想界开始反思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存在着深刻的缺陷；悠久的历史文明停滞不前；伦理道德未能造就完善的人格等等。尼采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了解中国的。从尼采的著述来看，尼采对康德著作和中国古籍都相当熟悉，对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也进行过深入研究，因而对中国的辉煌过去和可悲现实有深刻印象。在尼采看来，康德的道德哲学要求人从善良意志出发，遵循自我法则，最后造就的就是像中国人那样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奴才，阉割自己的超人品质。考虑到康德无力解决“心灵改变”难题，我认为尼采的这一洞见是十分深刻的。

    尼采并无意诋毁中国人。尼采要攻击的是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制度宗教）阉割了欧洲人的超人品质。当他考察了中国文化之后，发现，中国文化和欧洲基督教文化一样，提供的是“奴隶伦理”。因此，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不应该成为“超人”文化的样板。然而，面对影响深远的康德思想，尼采洞察到了康德道德哲学和中国思想的相通之处，认为康德思想最终给我们带来的不过是中国人格。他担心未来的欧洲人也像中国人那样。

    尼采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康德心中的理想是一种理想人格，他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与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显然，这种理想不就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修身养性吗？其实，我们不难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儒家的影子。比如，儒家的核心概念“诚”在康德那里用“善良意志”来指称；修身养性的根本原则“率性而动”在康德的“自我法则”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达。我想，康德思想中的儒家成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消化并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

    不管怎么样，基督教并没有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只是培养奴才；中国文化也不会永远都停留在19世纪下半叶。但是，我想，尼采至少指出了一条解读康德的新思路：通过儒家思想来追踪并解读康德思想。当代中国学者应该对此有所而为。

    其实，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康德消化并吸收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也能消化并吸收康德的思想。谁能分得清东方西方呢？

    （注，本文为译序，因版面篇幅所限，文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另加。）

    专家评价

    美国学者曼弗雷德·库恩的《康德传》，将彻底改变康德以往在人们心目中的错误形象。从这部目前为止篇幅最大的康德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以往人们对康德这个人的了解，实在太靠不住。当我们忙于“形上”、“形下”，“先验”、“超验”的术语操练时，我们丢掉了哲学本身。归根结底，哲学是一种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是一种道德的事业，而不是无聊的文字游戏。这是那位哥尼斯堡哲人的伟大一生，给后来的哲学家留下的最宝贵的教训。——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文世界自梁启超引进康德的学说至今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至今还没有像库恩这样一本论述完整详尽的康德传记。期待这部译著能够为国内的康德研究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彭文本（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