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风靡全国,发行数十万册。这本研究康德哲学,并且试图打通康德与马克思从而走出自己独特哲学之路的晦涩著作竟然成为全国有志青年的必读书,而且由此还奠定了李泽厚先生“时代哲学家”地位,大概也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完全可以说,八十年代以来的人道主义讨论、美学热、文化热等多多少少都与这本书所带来的康德热潮有内在的思想关系。可以说,康德就是八十年代思想的隐秘源头。

　　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绝对的大师,康德并未因为八十年代的远去而在中国销声匿迹。九十年代以来,从政府、思想界到民间百姓所日用而不自知的所谓“民主”、“权利”、“自由”、“人权”等等词汇莫不与康德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作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也亲自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并试图通过打通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而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由于康德几十年不变的生活规律,这个哥尼斯堡人似乎一直成为机械、刻板的代言人。而实际上,康德不但终日在书斋里冥思苦想高深理论问题,更在卢梭的影响下而对人类的道德、政治与幸福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对永久和平的构想正是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建立的原则,而他也同时是罗尔斯、哈贝马斯等当代政治思想家的主要理论来源。康德是一位活生生的、热心肠的思想家。曼弗雷德·库恩的《康德传》再好不过地为此做了注脚。

　　当代学术生产日益精细化、专业化,光是康德这一位思想家,每年的研究专著不下几百部,论文不下几千篇,至于传记,在康德时就已经出版了好几种。我们几乎不能再指望新的传记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新鲜的养料。不过曼弗雷德·库恩倒是另辟蹊径,揭示出了康德生动的成长史,从而避免了传统传记或者对其进行毫无瑕疵的包装,或者陷入到枯燥的学理讨论的做法。

　　库恩揭示出的康德,是一位有着曲折心路历程的思想家。他同样也面对了很多年轻人共同的成长问题:时代气氛、家庭教育、学校管制、从青涩、逆反到成熟的过程。康德生活于其中的德国是基督教路德宗信仰主导的国家。在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路德宗中的一支:敬虔派占据了思想主流。相对于路德宗中的正统派,敬虔派更强调作为基督徒的敬虔与顺服,在神学理论问题上不多染指,而对成员的道德修养有较高的要求。

　　康德的家庭与学校都是敬虔派所控制的。然而它们却给了康德完全不同的教育。家庭的敬虔派教育充满了温暖、安全和可靠,学校则留给他恐惧、害怕与奴役。康德对此极为厌恶和逆反。日后的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反复强调,人的道德良知是自己本所具有的,人人具有善良的意愿,做一个道德的人完全出于自发,而不是出于被迫和虚伪,不能不说与康德早年的成长经历有着内在的关系。

　　这段中学教育终于到了尽头。1740年康德进入了哥尼斯堡大学,从此进入了他成长的新阶段。在大学里,康德发现了庞大的知识宝库,如饥似渴的学习使他发现了在中学所体会不到的自由。他一心一意扑在学习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一个人必须敞开心胸接纳一切科学,不应有所拣择,即使是神学也不应排除,即使不打算靠它吃饭,也应予以研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解决了他在中学时期的烦恼,因为在这一段学习生涯中,康德仍然沉浸在高深的理论问题上,而没有对道德和政治问题做出思考,因为他固执地认为,只有这些高深学问才是自己的真正尊严所在。

　　1762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卢梭的《爱弥儿》出版了。在这部教育名著中,卢梭并没有像霍布斯那样,认为人充满了暴死的激情,或者像洛克那样,认为人有占有物品并要求权利的意愿,而是对人的善良本性给予了完全的信任与论证。正如卢梭所言,任何东西在造物主手里都好,到人的手里就败坏。在他看来,人生下来时都是善良而自由的,然而在后天的教育中,人的天性遭到不断破坏,而《爱弥儿》就是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全人的优良天性的教育之路,这条道路是适合所有人的。

　　这给予康德以极大的震撼,那段中学时期的经历又浮上了康德的心头。高深的理论问题果然是最重要的事业吗?人的尊严果真只能体现在钻研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之中吗?如果是这样,芸芸众生又该如何生活?自己的一言一行究竟应该以怎样的规则作为标准?果真哲学家就比普通人高出许多吗?哲学如果不解决所有人的生活问题,还有价值吗?

　　这些问题动摇了康德在大学时期形成的许多信念,迫使他重新思考这些既与他的成长相关、同时又是关涉一切人的重大问题。康德谦虚地说:“卢梭在这方面纠正了我的错误,消除了我的盲目偏见,我学会了敬重人。”所谓的敬重人,就是不再以理论知识的高低作为区分自己与大众的标准,而相反,如果一位哲学家“不想在奠定人权上给大家做些贡献”,就会“比那些普通的劳动者更没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