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是著名哲学家康德诞辰290周年。今年还是康德逝世210周年。世纪文景最新出版《康德传》,这是迄今最全面可靠的康德传记，再现了一个多面向、真实的康德形象。

    中国思想界的康德热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可谓是持久不衰。眼下这本《康德传》，我想，会给这一热潮继续加点温。按着这本传记作者的想法，他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康德人格。当然，他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恐怕不是他说了算。但是，至少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们必须让康德活起来。

    人们通常以为，康德只是个单纯的思想家，终其一生都在普鲁士偏僻一隅过着离群索居、机械一样规律的生活，既没有故事也没有历史。库恩教授的这部传记则最终打破了这一神话。与以往只着重于康德晚年的传记不同，本书着重于正在构思《纯粹理性批判》的年轻哲学家，打开了我们了解康德其人及其时代的有趣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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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界的康德热大概有两股原始力量。一股来自李泽厚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角度解读康德，一股来自牟宗三先生从康德道德哲学角度谈论中国儒家心性思想。

    追究源头，中国思想界的康德热大概有两股原始力量。一股来自李泽厚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角度解读康德；参阅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国人研究和讨论康德思想当然要早于李泽厚的这部著作；但是，康德思想真正进入中国大陆思想界，在我看来，乃始于此。 一股来自牟宗三先生从康德道德哲学角度谈论中国儒家心性思想。牟宗三翻译并注释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断力之批判》。对于新儒家来说，这种解读使新儒学运动有了某种底气。这两股力量都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它们的推动力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当然，这两种关于康德的解读是否准确？是否令人满意？——这自当别论。但是，这些年来人们在康德著作翻译和研究上可谓是不遗余力，归根到底，其动力来自所谓的追求康德解读准确性情节。比如，李秋零教授和邓晓芒教授分别着力的康德著作翻译和出版。如此投入精力和时间，归根到底离不开“准确性”情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述两股力量的能量。无怪乎有人戏称，中国人对康德的理解之准确性超过了西方人。既然是戏称，我们千万不要去追究其合法性。不过，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中国学术界有了一块分量不轻、范围不小的康德学地盘。

    康德作为思想家是活生生的。但是，康德是怎样一个活生生的思想家呢?康德在世时就有不少人给他写传记。因为康德的巨大威望，康德生前还没有几个人敢说他的坏话。所以，这些传记都只是挑好的说，好像康德是一个世人的楷模。不过，晚年的康德因为出版他的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和当时的政府书报检查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 在政府官员看来，康德的基督教信仰出了问题。在路德宗基督教信仰主导的德国社会，基督教信仰出了问题就是人格出了问题。随着他的死去，有人有意无意地附和政府的意见开始谈论康德为人处事时的各种负面故事，甚至康德关于他妹妹没有文化的说法也成为话题。这种谈论让康德的一些生前好友十分不爽，激发了他们撰写康德传记以正视听的冲动。这些后来的传记企图调解康德宗教思想中的反基督教信仰的因素，把康德描述为至少是拥有虔诚信仰的好公民。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参阅本传记的前言。这样一来，不同传记版本呈现了不同的康德形象。于是，康德的性格就出现了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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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洞察到了康德道德哲学和中国思想的相通之处，认为康德思想最终给我们带来的不过是中国人格。我们不难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儒家的影子。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消化并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

    康德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任后人评价。他从来就是一个诚实的人，把自己内心感受到的东西诚实地用哲学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康德的思想是有感染力的。这是康德思想的力量所在。李泽厚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角度解读康德；牟宗三先生企图从康德出发来解释中国儒家思想；我想，他们都感受到了康德思想的这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