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杜拉斯成了在中国被最多译介、阅读和研究的法国当代作家之一。而《情人》，以8个中译本，制造了中国的一个“文学现象”（“《情人》现象”或“杜拉斯现象”），不仅成为杜拉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作品，也成了最受某些中国当代作家推崇模仿的外国作品。杜拉斯成了一个神话，一个还没来得及经时间检验就已经成为“经典”的当代作家。女权主义者把她视为（女）性解放事业的一面旗帜，而社会学家则把她视为时尚和习俗改变的一个敏感的风向标。中国作家，尤其是“美女作家”纷纷把杜拉斯当作“身体写作”、“文字裸舞”和“半自传体写作”的楷模。

    作为自传体小说的典范、文本的表演大师，杜拉斯对中国作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有迹可寻的：死亡（《习惯死亡》，张贤亮）、情人（《舅舅情人》，王小波）、往事（《与往事干杯》，陈染）、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欲望（《欲望旅程》，赵玫）、疼痛（《疼痛的飞翔》，顾艳）、饥饿（《饥饿的女儿》，虹影）……这些杜拉斯世界的关键词在有意无意间已经成了中国作家某一时期的自我标签，尽管杜拉斯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概念的、“印象派”的。

    与杜拉斯在中国作家中深刻的影响不同，在中国大众眼里，《情人》不过是文学不可避免地通俗化之后“一本最通俗的小说”，而杜拉斯本身也简单地沦为一个西方和时尚的号码，成了中国女性“小资”和“小私”读本的代名词。一时间《情人》的作者无处不在，大家谈论“欲望的诗意——杜拉斯和她的《情人》”，“湄公河畔的风情——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中国弟子们崇拜她，不仅要像杜拉斯那样写作，还要“像杜拉斯那样做女人”，“像杜拉斯一样生活” 。安妮宝贝开始重读杜拉斯，洁尘开始费心编“杜拉斯语录”，台湾影星伊能静扬言要做“东方杜拉斯” ……

    筑起杜拉斯的神话

    中国出版界对杜拉斯的“钟爱”应该算是忠诚而持久的，每次系列出版都有交叉重复，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出版社，总是几本同样的书,再增加一些新书，重复创造（或者说制造）经典。但这种回顾式的出版样态也契合了杜拉斯写作的特点：杜拉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题，重复只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一主题，而完美永远都不可企及，所以她一直重复，重复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探索和超越。因为重复其实是一种加强，在音乐、绘画和文学中都是如此。虽然是同样的东西，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阅读感受，这就是杜拉斯的魅力，一旦你走进了她的文本漩涡，没有什么可以抵挡。

    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推出名家翻译的“杜拉斯作品系列”, 有新译本，也有老译本。没有前言后记编者的话，只有杜拉斯文字自身的传奇，似乎是担心外部的（尤其是译者的）诠释会破坏作者和读者约定的“野餐”会，“作者带去词语，而由读者带去意义”。 仿佛这一谨慎的态度能赋予“本文的意图”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忠实，一如印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书腰上简约的两行字：始终没有结束。永远没被遗忘。

    2007年初，作家出版社推出六卷本“走近杜拉斯书系”：《杜拉斯——真相与传奇》，是国内引进的第一本杜拉斯的传记影集；《女友杜拉斯》和《情人杜拉斯》从杜拉斯闺中女友米歇尔·芒索和最后的情人扬·安德列亚的视角再现作家有时张扬、有时有些乖张的个性。这三本书的译者胡小跃深切地体会到“读她的书，能领略到她率真、大胆、神秘；而了解她的人生之后再来看书，你会发现她的人生比她写的小说更吸引人，更有力量”。由此他认为，这套书与以往出版的杜拉斯各类文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更致力于接近杜拉斯的人生本身”。杜拉斯的散文随笔集《外面的世界》则收录了1957-1993年杜拉斯先后为《法兰西观察家》、《解放报》、《女巫》、《世界报》、《晨报》、《另类日志》等报刊所写的专栏文章和一些未公开的散记书信。

    而这套丛书中的重锤无疑是《解读杜拉斯》和法国埃尔纳出版社的大型纪念专刊《杜拉斯》的中文版。70万字的学术巨著融会了全世界50多位杜学专家（要么是和杜拉斯一起生活过、交往过、工作过的亲朋好友，要么是迷恋乃至“吞食”她的多种书写的阅读者和研究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作家姿态万千的身影：传奇中的她，写作中的她，戏剧中的她，电影中的她，音乐中的她，她笔下的世界和世界眼中的她……）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和历史见证，对国内的杜拉斯研究无疑会产生不小的推动，不仅打开了杜拉斯人生和写作的重重隐秘的门枢、揭开作者内心童年和东方虚虚实实的影子，还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的新角度和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