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早上在微信里看到老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仙逝的消息，我握着手机愣了很久。悲伤无以言表，但第一波悲伤的潮水过后，我又被后悔折腾得坐立不安。回想今年1月去北京图书订货会，照例顺道走访译界老友新朋。于公于私，我和几个同事都把傅先生放在名单的头一个。临行前几天，傅先生的女儿还专程打来电话，说老爷子要我们赶快给个准信，定下时间好让保姆准备饭菜——“能来的都来，老爷子说了，别不好意思，别怕人多了添麻烦。一定得在家里吃顿热乎饭。”

　　老爷子说到做到。那天，四根柏胡同的小院里备好了热乎饭，我却因为临时多出一件推不掉的公事，犹豫再三，到底没去成。去拜望他的是我的同事冯涛和两个新入行的编辑。后来问起，两个小伙子都描述得眉飞色舞：已经有了韭菜馅和白菜馅的饺子，傅先生还怕不够吃，嘱咐女儿叫来外卖披萨，配上啤酒，中西合璧得宛若傅先生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他的家庭结构——老爷子子孙满堂，但留在北京的不多，有个女婿是德国人，家里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两个小伙子的兴奋也在我意料之中。我知道，对初识译事艰辛的新手而言，傅先生是那种只凭一次见面便能用人格魅力替他们照亮一条茫茫夜路的人。用现在的时髦话说，那是不折不扣的正能量。稍稍让我意外的是，他们还告诉我，老爷子精神好着呢，向我问好，约我们天暖和些再去院子里晒太阳。我有些不放心，悄悄问跟傅先生打过十几年交道的冯涛，老爷子气喘病可有缓解，他说这回是真的不错，身体状况比咱们前几回见到的样子都好一截，整整聊了一下午还依依不舍。有这一句垫底，我马上开始憧憬今年秋天再去四根柏胡同做客的画面，一屋子的笑声和阳光——这画面是那么完整，那么立体，直到今天早上。

　　要叙述傅先生九十余年的人生旅程和翻译生涯，没有人比他自己写得更好。晚年，傅先生放下劳顿多年的译笔，专心写自己的故事，出版过《我的牌戏人生》这样篇幅不长却足以让人回味良久的小传。在那本书里，他把自己的人生轨迹勾勒得简洁清晰；至于这条路为什么会这么走，老爷子的总结同样简洁清晰：为了自由。无论是二十多岁愤而从“沦陷区”的北平辅仁大学出走，投奔当时已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还是建国以后一边当老师一边迷上翻译，“文革”时差点因为一首译诗横遭大祸仍不改初衷，抑或绵延其一生的两大爱好——旅游和钱币收藏，照他的说法，这些都离不开对“自由”的向往。至于“自由”能到什么程度，老爷子比大多数人都看得通达。他喜欢引用英国政治家尼赫鲁的话，把人生比作牌戏。“手里的牌或好或坏，那是别人给你的，但如何把牌搭好，你是有自己那份权利的。”

　　自己这手牌原来是什么成色，他这一辈子搭得好不好，老爷子心里就跟明镜儿似的。无论如何，他好在不纠结，不患得患失，任是谁跟他聊起往事，他都说得一五一十，豁达磊落，举重若轻，不压低也不拔高。说到他英德双修、格林毛姆与托马斯·曼在笔下齐飞，他几乎是有些羞涩地笑出声来：“咳，没那么神，我是旗人，改不了爱玩的脾气，除了有些是任务，其他大部分，我总得觉得好玩儿才乐意翻。毛姆，格林，钱德勒，都好玩。你看，托马斯·曼我就只翻了《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就没敢动，那书太闷，我从来不是翻着文学史挑翻译的活儿。”言毕，他不动声色地引开话题，指给我们看墙上挂着的一溜旅途留影，再从抽屉里找出他收藏的古钱币，如数家珍之余他还不忘加一句：“要不是有这些玩意儿，我大概会翻得更多。不过，如果没有这些玩意儿，人这一辈子，得多没意思啊，你说是不是？”

　　当时我恨不得说一万个“是”。说实话，每次看望他，或者想起他，对我们这些编辑的意义都超过工作本身。在这一行浸淫日久，我们难免时时为老翻译家们坎坷辛劳的生涯唏嘘——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往往学贯中西、胸怀世界，却并不是时代的宠儿。在这一群人里，傅惟慈先生的性格是一抹亮色，顽强地从混沌灰暗的底子上跳出来。写到这里，我突然心里一动，打电话问上次去看望他的同事，当时傅先生手边有什么。“哦，他正在看李怀宇的《家国万里》。”

　　那天，老爷子一直在念叨书里讲张充和的一段，大意是：别人问张，您这么老，跌倒了怎么办呀？张说，跌倒了就唱昆曲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