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布罗岱克的报告》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刘方并没有思想准备，她甚至都不知道有傅雷翻译奖，主办方通知她入围了，请她参加颁奖礼，她就去了，没想到会拿奖。不过对刘方来说，《布罗岱克的报告》获奖是对她翻译成就的肯定，也有着更特殊的意义——它为刘方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今年82岁的刘方，因为眼睛疾患，已经很难再长期伏案从事翻译工作了。“《布罗岱克的报告》是我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能获奖，刘方“很高兴”，“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文学翻译工作不能小看”

　　“不要小看了文学翻译，文学对一个人心灵上的感染力，比一般的说教要深刻得多。比如当年很多人都是因为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等名著，才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好文学都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哪怕作者自身是保守的，比如巴尔扎克，他自己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世界观，揭露了社会的复杂性，这是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 谈到翻译时，刘方仍然难掩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之情。她认为，文学给人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让人从心底里接受”。她们这一代人，从中外文学的优秀成果中得益良多，而谈起文学和文学翻译如今的处境，刘方的口吻中多了几分遗憾，她理解年轻人生存的压力，但说起现在人们很少读书，刘方仍然连称“可惜”。

　　正是由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翻译的兴趣，刘方并不特别看重翻译的稿酬。她承认翻译的报酬是很低的，“你不知道翻译蒙田的作品一千字要花我们多少天的时间啊，如果光从钱的角度算我们都不干了”。刘方笑着说：“不过这个倒无所谓，我翻译的时候也不会想着谁来重视我什么的，我按着我的兴趣翻译就是了。很多译者都没有太考虑这个问题，至少我们这些老翻译是没有考虑的。”相对报酬而言，刘方更在意工作的态度。她很怀念以前做翻译时，出版社的法语编辑会一句句核对原文，纠正译者难免的失误；对于一个句子的多种译法，译者和编辑会反复讨论商量，确定最合适的译法。

　　“说自己的话”

　　老一辈的法语译者中，刘方最欣赏傅雷的翻译，她觉得傅雷的翻译很好地兼顾了中文和法文的不同之美。评价译本，刘方看重“流畅”。在她看来，翻译是再创造，“信达雅”的标准中，“信”是基础，翻译作品当然要以原文为基础，要真实准确地译出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但译文也应该是“自己的话”，要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法语明朗、准确、充满幽默感，但不同作家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不尽相同。都德、雨果的感情充沛，福楼拜的冷峻，左拉自然主义的语言方式“有点啰唆”，这些语感的差别都需要译者在译文中加以体现，这就是“达”。同时，语言是有节奏的，所以翻译时，译者需要反复推敲，必要时会在译文中加减字，以求读起来更舒服，这就是译文“雅”的层面。如果说“信”的程度取决于译者的外语水平，“雅”则与译者的中文修养密切相关。做文学翻译，刘方觉得并没有速成的方法，“多读书，读中文作品，读法文作品，在阅读中加强自己的中文修养，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力求对语言的理解更深一些”。

　　作为从事了多年中译外的老翻译，刘方所说的“说自己的话”更有弦外之音。她说中国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常多，但反观法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却很少。这其中有译介方式的原因。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法文，当然最好由法国人来做，但一方面法国很少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是熟练的法国翻译，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俗语、成语等也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刘方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合作翻译：“当年的《中国文学》杂志就聘请了外国专家为翻译把关，我们有了问题，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这非常好。”说起《中国文学》杂志，刘方很自豪：“《中国文学》杂志翻译介绍了很多中国当代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古诗和新诗。它面向海外发行，订户曾达到两万多。”《中国文学》杂志还出版过一套“熊猫丛书”，有英文版也有法文版。这套丛书着重译介了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长篇作品，如《绿化树》《人到中年》等，在法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应该多多推介中国文学”，刘方强调，这可能是老翻译家对“说自己的话”更深层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