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2日，傅雷翻译出版奖在京揭晓，老翻译家刘方翻译的《布罗岱克的报告》最终赢得该奖。在获奖致辞中，刘方说：“我从小就喜欢法国文学，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是我最大的愿望。”

　　从事文学翻译是出于“兴趣主义”

　　刘方出生于1932年，18岁参军，成为第一批解放西藏的女兵，5年后转业先学俄语，后来进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法语。刘方从小就喜欢文学，读着翻译小说长大，她至今还记得自己小学时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特别喜欢翻译成中文的押韵诗句。

　　由于对文学的痴迷，外语系出身的刘方一门心思想搞文学翻译。在南大学习5年法语后，刘方留校任教，后又调入中央电视台国际组，从事新闻翻译工作。“文革”后，刘方放弃了在电视台的工作，调入中国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工作。当时很多人觉得她的选择“太奇怪了”，可刘方说自己就是“兴趣主义”，“我不喜欢新闻，我喜欢文学，我就是想做文学翻译”。当时的选择，刘方一直坚持到如今。

　　有了兴趣的指引，刘方想尽办法抓时间，刻苦钻研翻译。中译外可以说是刘方的“主业”，在《中国文学》杂志工作期间，她翻译了很多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和古今诗歌，退休后还将《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老子》等中文作品译成法文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刘方开始“业余”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陆续翻译出版了罗伯尔·默尔勒的《倾国倾城》、雨果的《冰岛恶魔》、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布瓦尔与佩库谢》，巴尔扎克的《夫妻生活的烦恼》及杂文，以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都德小说选》和加缪、艾尔莎·特丽奥莱、杜拉斯等人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译林出版社组织多位法语译者合译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7卷本，刘方与陆秉慧一起合译了第6卷《女逃亡者》。1996年，刘方参与、多人合译的《蒙田随笔全集》由译林社出版，她称翻译蒙田“难度大于翻译普鲁斯特”。因为蒙田随笔距今时代久远，他的创作风格晦涩难懂，在当时就曾受到批评，要准确地译出语句所传达的含义，的确有不小的难度。刘方介绍说，就像中国研究《红楼梦》有“红学”一样，法国也有“蒙学”，蒙田研究一直在不断发现新的材料或研究成果。当出版社要出新版《蒙田随笔》，询问译者是否要重新修订原译文时，译者们异口同声：“当然要改！”“重新一看，发现有很多变动，有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要改正，有的是有新的研究成果要补充”。刘方说：“发现错误很懊恼，觉得‘怎么会错呢’？所以新版的《蒙田随笔》基本上是重新翻译了一遍。”

　　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兴趣，而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刘方也遵循“兴趣主义”，“有所译有所不译”。她对不同作者有自己的看法，在翻译中也有所选择。她喜欢阿尔封斯·都德，在翻译《都德小说选》的时候，自己选择翻译长篇小说《小弗乐蒙和大里斯勒》以及选本中的其他大部分作品。这部长篇描写了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社会，刘方特别对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赞许有加。她回忆与好友陆秉慧合译《巴尔扎克全集》杂文卷的过程时说，以前只知道巴尔扎克的小说写得好，翻译时才发现原来巴尔扎克杂文的语言精练，风格犀利，翻译巴尔扎克杂文的过程也是再学习的过程，这样的翻译过程令她感到愉悦。而在翻译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成天上树的日子》之后，尽管出版社说杜拉斯的书很受读者欢迎，刘方还是回绝了再次翻译的邀请，她认为杜拉斯的作品“写出了异域风情”，但从文学角度看，并不是上乘之作，她不喜欢杜拉斯的文字。

　　“这是我翻译的最后一本书”

　　法国作家菲利普·克洛代尔的小说《布罗岱克的报告》曾获得2007年的“中学生龚古尔奖”，这一奖项的获奖作品往往比“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更受法国读者欢迎。刘方翻译该书，也是出于“兴趣主义”，“译过那么多书，能让我流泪的只有这一本”。刘方这样描述该书带给她的震撼：“下笔不多，但一个个鲜活的人跃然纸上，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场景让人终生难忘……没有正面描写战争，但上世纪那场侵略战争如何践踏人的尊严，如何扭曲人的灵魂，如何蹂躏天赐的美好，如何揭露尘封的丑恶，这里都有用血和泪提供的佐证。难怪作者的犹豫和惆怅始终溢于言表，而且感染了我。”刘方觉得，现在写这样的作品不多了，除了内容，该书在结构上看似天马行空，但脉络清楚，文字感染力强，不故作深沉，因此初读作品后她欣然决定翻译。

　　这是一份“连作者自己都认为很难翻译的‘报告’”，尽管是“老将”，但在翻译过程中，刘方还是碰到了一些技术问题，书中有德文词汇需要查德文字典；还有一些词句，需要与作者直接联系以求得更好的解释。作者建议刘方，文中的方言都原文照登，刘方答应了，但仅保留了作者认为没有意义的几个词的原文，而对于其他有意义的方言词句，尤其是特别重要的词句，刘方做了意译，她认为这样“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