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隐藏性、需要一读再读去揭开面纱的还有作者书中的道德指向，用韦清琦的话说，“《爱达》有着比《洛丽塔》更隐蔽的欺骗性”。他解释道，因主人公爱达与凡表面上是神仙般的人物，智慧、富有，其爱情几乎是唯美而不食人间烟火的，正因为这种纯粹的爱，致使我们在初读这本书时，会把注意力和立场全然放在这两位人物的情感上。然而，“主人公凡与爱达的乱伦关系其实并非纳博科夫所要着重谴责的，而他们对表妹卢塞特的感情的漠视并最终驱使其自尽，才是作者要追究的重点。纳博科夫的研究专家博伊德对此也有明确的看法”。
    韦清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纳博科夫提请我们随凡和爱达走进浪漫之旅的同时，用道德眼光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的‘离间’效果使得我们与作品若即若离，在微醺时保持一份冷静，这或许是该小说欲使自身及读者所进入的一种境界。”

    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
    专访《纳博科夫传》的中文译者刘佳林、《爱达或爱欲》中文译者韦清琦

    三联生活周刊：纳博科夫的作品曾屡遭质疑，质疑主要围绕“艺术的社会责任”吗？
    韦清琦：如果拿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衡量纳博科夫，那未免有些强人所难。纳博科夫无疑首先是艺术家，以无与伦比的修辞艺术奉献给世人是他最重要的使命。不过，他的个人家庭遭遇，他所经历的20世纪那些大时代的最重大事件，理所当然在他的文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促使他思考、判断、主张。因此解读《爱达》，不能光局限于语言的内部结构探索，还要了解作者经历的时代背景与作品形成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互动，如果称其为“艺术的社会责任”似乎也不为过。因此，比方说作者借小说中的虚构人物“未来王阿陶夫”以及“圣·阿林上校”来影射希特勒、斯大林，应该还是有所指的。
    刘佳林：纳博科夫确实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他曾说：“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对我做出崭新评价的人，宣称我远不是轻浮之徒，而是一位严峻的道德家，旨在驱逐罪恶，拷住愚昧，嘲弄庸俗和残酷——而且施无上的权力于温厚、天资和自尊。”道德是纳博科夫一直关注的问题，同时他对极权社会、对法西斯政权也有明确的批判立场，这在他的《斩首之邀》、《庶出的标志》及短篇小说《云，城堡，湖》中都有体现。当然，除了直接的现实政治批判外，纳博科夫的道德关切更多集中于对庸俗的批判，这是一个有待展开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评论声音认为，纳博科夫过于沉醉于作品的形式，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佳林：他确实会非常雕琢作品的形式，他的小说相当一部分魅力和形式上处理直接相关，也可以说他的魅力就来源于小说的形式。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一直强调，主张要写一种诗叫作纯诗，就是应该言之无物的，只有词语层面的能指，而没有所指的东西。诗歌纯粹了，其声音、韵律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音响效果就能够表达很多，这就和宗教连在一起了。纳博科夫本人在艺术方面的主张，是追求类似于纯诗的一种纯小说，如果有纯小说存在的话。
    他在评注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讲了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他认为其中有三个主人公，一个是奥涅金，一个是达吉雅娜，还有一个是风格化了的普希金。他甚至认为这个风格化了的普希金，要比奥涅金、达吉雅娜更加真实，更能称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我们过去理解《叶甫盖尼·奥涅金》总是从一种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而在纳博科夫看来，普希金的这部小说根本不是那个时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是文学的百科全书，是普希金受西欧文学影响，通过法语阅读了英国文学，然后吸收了法国文学，最后在这两股文学影响下才写出了这样一部风格化的小说。
    由此看，纳博科夫自己看重的是作品的风格，而不是这个作品中社会的、历史的主题。所以，我们这样来看《爱达或爱欲》，你会发现这部小说更多的还是形式的魅力。但纳博科夫的形式背后确实有他的意义，道德的主题，另外还有我自己理解的，就是一种诗性，信仰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提到纳博科夫认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有风格化了的普希金，同样在多种文化影响下的他，有没有或者说如何风格化地出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
    刘佳林：长期的流亡生活使他偏爱选择流亡主人公，空间上跨越作家生活过的欧美，这在《爱达或爱欲》的场景选择方面尤为突出。对纳博科夫来说，童年、故园是他记忆中最宝贵的财富，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开始，他就饱含深情地回忆童年的庄园，最后一部俄文小说《天资》延续了这个主题，而《爱达或爱欲》则是自传《说吧，记忆》之后将童年、故园主题发挥得最为酣畅淋漓的一部小说。他的鳞翅目昆虫学知识、将时间与空间编造成时空马赛克的技巧等非常典型的风格在这部小说中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