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宫斗剧、谍战剧、抗战神剧铺天盖地（其中大部分是“文理不通”或文学性匮乏），可喜的是人们却也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文学有文学的语言，电影有电影的思维，其区别是一为阅读、感悟的语言，一为视听语言，二者的“结亲”主要体现在从文学作品到电影的改编问题上。电影主要汲取小说的故事元素，语言本身很难被改编，甚至很难“转译”。视听语言的瞬时性和影视画面的平面化决定了它不能、也不可能承载更丰富、更沉重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影视的娱乐功能决定的；影视，特别是电影的叙事时间，更多追求视觉冲击、画面感、剪辑艺术等，即使是故事片的叙事，更多是以不同角度把某个或某几个故事讲好，而很难在较短的叙事时间中展现复杂的人性关系，但这恰恰又显出了经典长篇小说的优势。看了《白鹿原》电影又看小说原作的人感叹道，看一部好小说的收获远胜于看一部电影。所以拯救影视的根本仍在一剧之本，仍在文学。

　　我们还应注意到，现在是一个“大片”横行、“大片”至上的时代，导演们无不对制作大片趋之若骛。现在确实也拍出了不少国产大片，它们在技术、声光电以及情节的设置上似乎堪与国际大片“接轨”了。这些以票房为最高追求的快餐式的片子，大都在技术上胜利了，除了炫技的那点儿外在的吸引力，人们普遍感到，最缺的倒不是技术，而是人性的深度和哲思的力量。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学在今天不是没有价值，而是大有可为，它有可能是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影视平庸化、浅俗化、缺乏文学性的良方。

    碎片化阅读无所不在，以至人们情不自禁地要求小说也得向它靠拢，孰不知这正是对小说审美本性的伤害

　　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在这个多媒体、影像、网络时代，文学作为传统的艺术样式，其功能不断受到严重的质疑，文学与媒体及社会新闻的新关系即其一。以前这个问题并不突出，它也是新的。这里以贾平凹《带灯》为例。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个重要的怀疑声音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带灯遇到的种种麻烦，在社会新闻中几乎全都涉及过，无人不知，于是，那要文学何用？现在是微博时代，论反映现实的速度，文学根本无法与网络和新闻比，那文学的价值又何在？是啊，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并不浅薄。意思是说，现在有了大量的密集的新闻，像《带灯》这样写现实的文学作品是跟不上社会新闻的，于是其存在已经没有意义。我能理解这种说法，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读《带灯》完全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徜徉，文学有文学的领域。很可惜，人们往往没有耐心去进入文学的领域中去体会，而恰恰我们这个时代又是非常需要文学的，像《带灯》里面所写的这个世界，“樱花镇子的生活像马拉车，虽然摇摇晃晃，可到底还是在走”。即使贾平凹写镇政府的一次会餐，写一次上级领导的“视频会”，我都觉得有趣。比如那个马镇长，那个王后生，还有为了砂场而进行的那场血肉横飞的残酷械斗，和斗争背后的极端复杂微妙的利益关系，这都是那些说看了新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无法洞悉也解决不了的。这就是人性的极端复杂。我读《带灯》，我觉得我是在读情怀，读情感的微妙，读人生的韵味，读转型时期世态的变化多端，也是在读我的世界之外的世界。同时也可以说在读美文，读汉语之美。文学需要人学的丰富内涵，决不是有了新闻，还要文学干什么。当然，《带灯》在创造一个理想境界上，在思想的锋利上，是不够的，那还是因为与现实保持了过于贴近的关系，使文学之为文学的魅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也是目前大量文学缺乏超越性，无力再造精神的第二现实的不足。

　　无独有偶，今年余华的《第七天》出来了，评价纷纭，甚至针锋相对。我也找来读了，我无意参与争论，但有些问题十分突出却不能不说：小说中凡是最动人的地方，往往是写普通人相濡以沫的充满人情味、人性味儿的日常生活，都显示了卓然的才气；而那些所谓的社会新闻性的描写就并不那么动人，也许是我早已知道了。我多少感到，余华非常珍视这些社会奇闻，以为它们本身就有存留历史价值，于是他小说里的现实感、尖锐感，都想主要依赖这些新闻支撑。余华的这种看法，也并非他不懂文学与新闻的区别，而是认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一般意义的小说已失却了阅读价值。如同本人在这里，就没必要再去看相片一样。也许在他看来，当今的某些新闻，远远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能力，其价值在文学之上。要问，这些新闻因素的生命力到底会有多久，它们出现在小说中，究竟是破坏了、还是成全了这部小说的思想人文价值？我的看法是，这样密集地使用社会新闻，对小说的生命力仍然是一种销蚀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