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回到经典阅读？首先要直面我们所处的无法回避的大环境——全球化的冲击。

　　全球化竞争对人的适应性要求更高，经典阅读是强调回到人、回到理解和思考、回到人的自我陶冶意义上的教育，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转换的需求。

　　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的准确定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全球化，资本运作的全球化是它的经济基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文化现象。中国在世界分工、商品流通的意义上，已是全球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近30年来日益成为西学主流话语的“全球化”和“后现代”论述，实际上改写了在中国语境里谈“现代化”的前提：传统的工业化、追求GDP、粗放型、高能耗和不计社会和人的成本的“现代性”，恰恰盎放在了“前现代”的位置。同样，“落后就要挨打”、“新启蒙”、“普世价值”这样一味追求“进步”和“先进”的必然性逻辑，也因为把人的思维限制在线性筒状态里，而不能适应一个更为多元、高度竞争性的、具有多种选项可能性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指出，“现代”在全球范围里的饱和状态带来了“后现代”问题。今天生产领域和价值领域里的竞争，比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粗放型经济向知识密集型经济，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到整个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生活世界的重建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只能在“后现代”意义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同样，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从它自身发展的历史看，基本上仍是为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在短期内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而设计的，比如苏联式专业学院体制的高度专业化的钢铁学院、邮电学院、航空学院等等，如今的”大学“不过是把这些专业学院在行政管理意义合并到一起，但却还并没有整合出一个新的关于教育和大学的理念和制度。即便在人文领域，许多高校的文史哲院系在培养方式上基本仍沿袭文革前的训练方式，这就和今天全球化、价值多元、多媒体、跨学科的文化环境和知识环境不相适应。我们提倡有利于人的自我塑造、自我陶冶、自我修养的经典阅读，就是想重新回到原点，回到人，回到思考、分析、素质和人的训练，以及人的全面的心灵陶冶这个大前提。

　　在文明冲突和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教育、经典、传统以及”人“的概念的界定权都需要重新考虑。粗略来讲，美国文明主导了全球化，从具象的事务，再到想象方式、白领、成才、幸福、机会、太空、虚拟空间等等一系列的界定，都是被那种想象中的、概念意义上的美国人或是美国文明所界定。在这个前提下，普遍和特殊是什么关系？中国是否作为一种全球化社区里面的一个少数民族或是地域文明的特点存在？中国文明实际上是通过那些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中国人确定下来的。而中国人一旦丧失这样的话语的生产能力，在文明意义上就不是一个存在，而只是一个衍生品、寄生品。这才是今天中国大学教育、文化最深刻的内涵和使命。今天“中国梦”作为一个话题被提出来，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从宏观的迫切的历史性的问题上看，回归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时代需要、竞争需要、训练需要，是通过应对当下的挑战而反诸自身，重新发现和思考“人”的内在含义。这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也对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可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能够触及这种内在素质培养的教育，只能是人文基础教育，通过和古往今来的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歧路丛生的世界获得一种基本的方向感和价值定位，有效应对历史挑战。北大中文系曾做过调查，毕业十年以上的学生中，90%的就业都和专业无关，中文系提供给大多数学生的，实际上是综合素质和适应性方面的训练。如果本科教育专注于职业性培训，那么在这条窄路上可能走不远。以纽大商学院为例，学校对毕业后在华尔街上班的总裁们做问卷调查，问学校教给你的技能管多少年，一般的回答是3到5年，越是高层，时间越短。普遍的缺憾是当年没有多读点文史哲方面的书，因为对于决策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理解力和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