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奇异性而言，我们无法预判人类能否走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人需要加强对自身的思考，而经典是先人的财富。

　　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一种“奇点”性质的事件，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无法预判人类能否走出资本主义，走出今天所处的商品时代、技术时代、信息时代。这里的博弈关系到人能否在这些外在条件下恢复并扩展人性的自主性和内在自由，具体讲，就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无愧于前人、甚至超越前人的回答。这就需要我们在前人经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激发全部潜能，处理自身经验，培养分析、理解和思考能力。否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上悲观地讲，我们是没有未来的，因为我们的未来已经完全被套在资本、技术、信息、市场、商品的运作中。能否走出这个奇异性事件取决于人能否通过一种自我追问从物的世界回到人本身，但这种克服异化的努力必然包含着有关“人”、“意义”和“价值”的预设。这个意义上的未来蕴藏在人的挣扎和斗争之中，是无法通过科学理性推算出来的，而教育则是为这种斗争所做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经典”在这个意义上是前人思考的痕迹，是我们唯一的财富。不去领取这份财富，我们就只能始终孤零零、赤手空拳地面对当下。这是动物性的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

　　从国民素质而言，大学的终极产品就是学生，社会是用户，而价值资源存在正当性危机，此时，就需要回归本源的教育来滋补。

　　我们再从国民素质和劳动力素质培养的角度来看看经典阅读的必要性。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林建华曾说过，大学的终极产品是学生，而不是科研论文、指标，社会就是客户。我非常赞同，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学生就是大学的本职工作。这里牵涉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性危机”问题。他认为，国家维系社会公正、提供关于生活意义、目标、理想等问题的积极答案是以消耗自身文化和价值资源为代价的。西方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理性化的治理系统最终也只能把社会生产领域的矛盾不断地转移到到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比如，在美国有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人民会直接找到美国政府，认为这不是一个生产领域的问题，而是立法或公众讨论的问题。但是如何产生出国民对生活动机和意义的理解，却不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提供的。价值和意义无法由政府生产出来，更无法由市场或工厂生产出来，它只能由人、由家庭和生活共同体、由教育和文化传统自己产生，是一个近乎自然的培育和养成的过程。这种价值资源的消耗类似于自然资源的消耗，而当代社会的正当性资源在今天被各种各样商业、政治、意识形态体制的征用所消耗，消费大于产出，正当性资源渐渐枯竭，这就是所谓的“正当性危机”。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即生产和行政管理领域里的活力和矛盾不断对意义和价值领域提出“正当性”资源的需求，但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生产的总“供货量”严重不足。这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教育来解决。可以说，当代中国大学的素质教育不但关系到提高国民劳动者素质的这个“合理性”问题，更涉及到如何维系中国社会内部的意义、价值、理想、信仰乃至整个世界观结构的“正当性”问题。以经典阅读为核心和基础的人文教育，关系到人们如何用传统的、长期积累和沉淀下来的语言、符号和价值体系去表述和理解当下的矛盾。经典阅读则是承续传统、反思传统、把传统带入到同当代生活的对话中去的最基本的路径。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下的比较时代，西方教育体制是参照系之一，在比较交流中找到自我认同，确立自己的文明。

　　全球化时代，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大学都处在一种比较状态，有多种的参照系，多重的视角。这并不是一个当代现象，而是与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化一道出现的。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有一段关于“比较的时代”的精彩论述，他认为，传统社会基于封闭性、稳定性、单一性和连续性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难以维系，但如果现代人永远处在这样一个眼花心乱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是谁，今天可以被这个吸引，明天被那个吸引，那么这样的时代、文明哪怕再有“见识”和“教养”，最终也只能是一团混乱、是没有意义的。

　　顺着比较思路，应该是承认目前中国学术的落后，但并不因此而“病急乱投医”，而是致力于各种学科在中国的本地化。以“社会科学中国化”为例，第一步是“社会学在中国”；第二步是“让社会学说中国话”（像当年黑格尔发誓要让哲学说德国话，而不是拉丁文、法文或英文）；第三步才是“社会科学中国化”，它是更高意义上的、真正的“世界化”，而不是搞出一个“中国化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