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的经验放在近代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我们对地方政府在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发展中的作用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人们常常把西方近代化的经验简单地理解为私有企业、自由市场和放任的政府，其典型代表就是英美的发展道路。由主流经济学构建出来的这种近代化叙事实际上遮蔽了许多重要的历史面相。因为实际上推动西方近代化的并不只是私营企业在“自由市场”上进行的个体水平的“公平竞争”。在个体水平的竞争之上，还有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后者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前者。研究近代经济史的人不会不知道所谓的德日道路。德国和日本是后起国家，要赶超英美这样的先进国家，冲破它们对后起国家设置的种种有形无形的壁垒和障碍，不得不依靠国家的力量。所以国家在德日等后起民族的赶超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德日道路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西方几百年的近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和动力，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企业之间的个体竞争。而明清以来中国与西方相比逐渐落伍，不能自主地进入近代，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地区之间没有类似西方民族国家之间那样的竞争?而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地方政府为发展而进行的竞争，是否就类似于西方近代史上民族国家之间的那种竞争?

    如果要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跟西方三百年的近代化发展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又不得不感谢郡县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西方近代化的路程。西方在三百多年的近代化过程中，几百个(封建性的)政治实体逐渐整合为几十个民族国家。这些政治实体和民族国家始终在不断地竞争。竞争提供了很重要的发展动力，但也造成很大的灾难。除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民族国家之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厮杀。所以西方的近代化伴随着不断的战争、流血和破坏。这份政治遗产直到今天仍是困扰西欧政治进一步整合(如欧盟)的噩梦。而中国在这三十多年里，因为郡县制的政治架构仍在，尽管可以有很激烈的地方竞争，但是在地方之上大一统的中央政府仍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地方竞争不会造成像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那种战争。所以虽然历史上郡县制阻碍了中国的地方发展，但今天注入了“封建”活力的“郡县”体制保证了我们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地方之间的有序竞争，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从这一点来讲，中国这三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具有独特的世界意义。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这些经验能否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借鉴呢?我觉得至少在上述讨论的这个层面可以为今后的制度改革和建设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这一点史正富在书里有很重要的提示。他说“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合理配置，将分权制度化，通过立法来保障地方政府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超常增长》，第167页)这样一个体制或许不仅可以为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政治框架和可以进一步扩张成长的政治空间，而且可以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一个不同于或超越民族国家模式的案例。